关于《方方日记》的读后感大全(精选9篇)

方方日记登上外媒头版，我们啥时候能有“美国日记”？

方方日记登上外媒头版，我们啥时候能有“美国日记”？

最近美国的一则“硬核医闹”的新闻，看得网友们是满头问号。

3月31日，美国洛杉矶有个火车司机，竟然驾驶火车冲出轨道，企图撞向美军停在洛杉矶的医疗船。

结果，未遂，被逮住了。

这个火车司机这么爱硬闯，我们就叫他“闯王”吧。

这个闯王干嘛要撞医疗船呢？

警察那边调查说，闯王是出于对美国联邦政府的不信任，怀疑美军的医疗船不是来治疗病人的，而是联邦政府派来接管洛杉矶，或者在洛杉矶做病毒实验的，动机不纯。

为了挽救洛杉矶的江山社稷，闯王决定牺牲自己，开着火车“入关”，在接近轨道终点时全力加速。

最终列车脱轨，像一颗炮弹一样连续冲撞了几道障碍物才停下，停下时距离美军“仁慈”号医疗船仅仅只有230米。

“你只有一次机会，全世界都在看着，联邦政府肯定隐瞒了这艘船的真实目的！”

这个闯王简直就是没有带着面具的V，一个追寻自由，反抗暴政的勇士！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火车上忘了塞上炸药。

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肯定给这个火车司机的各种高帽子就来了。

然而你去外网看新闻，你会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并没有深入挖掘“体制问题”，只是很平淡地陈述了一下客观事实，仿佛火车是自然脱轨的一样。

你们怎么不问问人家为什么对联邦政府不信任到了这个地步？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如果是中国的事情，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都火烧眉毛到这个地步了，外媒还在找我们的茬儿。

方方已经上了洛杉矶时报的头版，标题是“武汉的真实声音”。

外媒捧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好几个星期了。

方方日记的确真实，她写的什么“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什么“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是看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这些话现在都在美国应验了，非常真实。

（美国一个仅6周大的婴儿不幸因为新冠死亡）

如果不是现在美国疫情失控了，我甚至怀疑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给她都有可能，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个套路。

现在明明是我们恢复了生产能力之后给海外捐物资，但西方媒体说，是中国公司把国外的医疗资源都抢走了。

我们已经援助了80多个国家大量的医疗物资，但西方媒体依然在大肆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话，说美国对全球卫生和人道主义的援助世界第一，比中国多。

即便收到了我们的援助物资，或者从中国购买到的医疗物资，西方媒体依然在强调，中国这是在为疫情瞒报“赎罪”。

华为不计前嫌给美国援助了一批物资，纽约州州长科莫专门为此感谢了一下华为，但是其他美国媒体连个屁都不放。

国内媒体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在于，总是只选择外面对我们友善的声音告诉大众，“粪里淘金”，这样会让大家错误判断现在的形势。

你只要搞个梯子去外网逛一圈，你就会发现外国互联网上现在污蔑中国的声音之多，脑洞之大，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和中国媒体比起来，外国媒体是专业的洗脑机器。

1

在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外网嘲讽挖苦我们，现在我们控制住了，而外国的确诊和死亡人数却眼见得还在疯涨的阶段，就让他们无话可说了。

怎么办呢？他们就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公布的确诊和死亡人数都是假的。

外网非常流行一种谣言，说中国因为新冠疫情死亡人数是假数字，真实死亡人员远不止三千人。

那他们觉得真实数字是多少呢？从几十万到700多万到1400万，各种说法应有尽有，通货膨胀得厉害。

比如说725万的一种。

他们的证据是什么呢？他们说根据2020年2月中国这边的报告，中国移动的用户流失了725万人。

这725万人为什么销号了？为什么不用手机了？

因为他们去世了！没办法用手机了！

而疫情刚好在2月爆发，所以他们马上下结论，说这725万人，都是死于新冠肺炎的。

惊悚程度堪比奥斯维辛。

最先炮制出这种说法的其实还不是外媒，是香港的媒体，香港有线新闻。

而且他们的说法更夸张，说700多万只是2月少的，一月还少了800多万。

所以，有1400万人消失了。

因此，疫情1月就在中国传播开了，中国政府一直在瞒报。

类似的数据和说法还有很多，更是有了解中国的香港人，知道国内有三大运营商，把三大运营商的数据都统计了一下。

2000多万，骇人听闻。

有中国人在下面留言说：“用户流失是因为移动网不好，移动流量费还贵，很多人携号转网了；

并且在中国有许多人都有好几个手机号，所以这个数据并不能代表什么。”

还有人说：“人都死了，谁会去注销手机号呢？就算要注销也是几个月后的事儿了，这只是正常的用户流失。”

但这些外国网友并不相信，他们普遍还是认为，哪怕700多万人这个数字是假的，也绝对不会有中国政府说的那么少。

有人拿出意大利来类比：

“中国有13.86亿人口，意大利有6048万人。把意大利的数据推到中国，那么中国应该有924000人死去！

到底是谁在撒谎？”

在中国为法国运送去物资后，法国媒体还在报纸上指责中国，说中国两个月来一直在隐瞒真实的情况，死亡人数是编造的。

中国的抗疫举措也受到了攻击：封城是侵犯人权的，健康码是侵犯隐私的……

他们说健康码会泄露你的行踪，监控你的言行，还会标记你是否爱国……

脑洞大开，令人佩服。

谎言说多了，就会变成现实。

他们相信中国的火葬场每天焚烧5万具尸体，他们相信就算没死2100万人，这些消失的手机号的主人也是被切断了通讯，来防止他们向世界传递中国“真正的情况”。

因此，纵使中国官方也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统计国内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的数据，下面外国网友的回复都是一水儿的“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还能说什么？外国媒体的工作做得那叫一个稳。

2

几年前，国内有一个很出名的知识分子，叫乔木。

在国内的时候，他各种喷国家的政策不好，体制问题，天天幻想美国是精神家园，光明彼岸。

结果，2017年，他辞去了北外的工作，一家人都去了美国生活。

彼时的公知圈子，对他极尽赞美之词，称赞他为“理想者”、“斗士”。

这下算是如愿以偿了吧？

并没有，才到了美国几个月，他就发现这里跟自己想得完全不一样，大失所望。

穷人很穷，富人很富，早晚高峰哪里都有。

到了这段时间美国疫情爆发了，更是让他看清楚了美国的很多问题，开始写美国疫情日记了。

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乔木作为以前的公知写日记，句句话都戳在公知的肺管子上。

比如不久前，因为疫情，国内需要上网课，有的学校周一那天需要孩子们一起在电脑前唱国歌，被外网不少公知讽刺为“洗脑”、“形式主义”。

结果乔木在自己的美国疫情日记里写，说自己女儿就在美国上学，每天都要起立宣誓，唱国歌，读宣誓词。

“我谨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国，上帝之下的国度，不可分裂，自由平等，全民皆享。”

我们一周才升一次旗，人家一周五次。

疫情期间不上学了，他去叫自己女儿起来学习，结果孩子一个激灵站起来准备宣誓，都快成本能了。

在美国，看病的限制是有很多的。

有许多药，你吃了没用，必须医生让你吃什么，你才可以吃什么。

如果在中国有这种事，被公知叫做“强制购买高价药”。

但在美国，这叫做“对病人负责”。

看病的医保，不上不下，奥巴马医改被废的差不多了，能用的没多少。

美国的穷人是看不起病的，乔木自己也在北京交保险，以防万一在美国看不起病，回中国来看病。

公知们最近又在吹嘘，说这段时间美国终于认真了，免费给测新冠了，还免费治疗！

乔木又把真相全抖了出来检测是免费了，可治疗费还要钱的，不可能免费。

美国没有保险的人治疗新冠6天，就要7万3千美元！这几十万就出去了。

这14天平均4500美元的隔离，美国许多家庭是付不起的，不仅是没保险的，保险不够好的也付不起，就算治了，最后也要背上多年的债务，甚至要破产。

那如果检测出了问题，到底是治还是不治呢？

之前公知们吹嘘的美国给大家发钱，也被乔木揭露说不是人人都发，要看税的，医疗船也只有两艘。

乔木现在在美国是万分感慨，他怀疑美国也没能力追查接触人群，根本控制不住病情。

他想回国，但是按照现在中国的标准，他研究了一下，发现自己只能投案自首才能回国了，但他在中国又没犯事，没有案可投。

曾经的公知一看他都快变成“小粉红”了，和他展开了对喷，火力全开，毫不留情。

乔木的转变，其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灯塔国其实一直都这样，但是在舆论宣传上却做得近乎完美，如果你不是像乔木一样自己去美国看看，只看外媒给你做好的信息，十有八九要被忽悠瘸。

纽约州长科莫最近点名华为，说华为为美国捐赠了一万个N95口罩，一万个医护手套，还有两万件防护服和五万个护目镜，他对华为表示感谢。

但是，这一消息，美国的主流媒体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报道。

在推特上搜索，也没有关于华为捐赠纽约的消息。

能搜索到的消息，绝大多数都是华为手机、华为5G。

而绝大多数关于5G的消息，也是阴谋论。

如果不是纽约州长自己发布的名单，华为给美国捐了物资这件事，基本对公众是瞒得死死的，一点缝都没有，你想知道这件事根本不可能。

零星几个称赞华为的人，都被一群人怼了。

说华为这是口罩外交，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说如果你拿到了口罩，你得好好检查一下口罩的质量：

中国的舆论管控能力跟美国比着实是个弟弟。

很多人为方方辩护的时候，说我们都在批评她，是容不下她，侵犯言论自由，中国的舆论环境不自由！

我说实话，方方祖上是国民党的高层，她家里从解放战争开始，到建国后经历过那么久，那么多的事件，也没有因为她是国民党高层的后代，遭遇过什么。

现在她还能当湖北的作协主席，拿着国家给她的钱，还允许她写日记批评国家，她作协主席这种身份的人，公然造满地手机这么大的谣，到现在也没有处罚她。

这舆论环境还不够宽容吗？还要怎么宽容？把方方送到庙里供起来才叫宽容？

中国政府被骂得多，恰恰是因为舆论环境相对而言还是宽容的，方方可以骂别人极左，网友自然也可以批评她，这很自由。

如果中国也学美国，处理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快刀斩乱麻，你还想在网络上听到骂声？不可能的，一点浪花都不会有。

法国黄背心运动期间有二十多个人因为和警察冲突被打瞎了眼睛，但是法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但法国人肯定知道香港某个自导自演女生的眼睛瞎了。

这才叫正儿八经的舆论管控，你甚至都感觉不到自己被管控了。

3

西方媒体有一个“新闻框架理论”，凡事不论对错，立场先行。

在他们的媒体语境中，西方是自由民主的，中国是禁锢专制的；西方是繁荣发达的，中国是野蛮落后的，总之中国没入关就是有原罪。

在新闻还是素材的阶段，就首先要经过一轮筛选。

只有符合这些二元对立冲突的中国新闻素材，才会被CNN，BBC等西方主流媒体拿出来，打磨加工，生产出西方式“反华流水线新闻”。

这个框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归类打包（categorization）”，将新闻事件归类于不同性质的范畴，贴附标签。

比如意大利封城那个驰名双标的图，外媒是先给意大利和中国贴上不同的标签，再加以评价制作的：

意大利首先是一个民主国家，他的封城也必然是“民主的封城”，而中国是一个专治国家，中国的封城措施比新冠病毒本身还糟糕。

其次是素材的细节，同样要根据西方价值观来选择性报道，比如前段时间纽约时报关注了中国孩子上网课的问题。

全球有7亿学生因为疫情被迫上网课，但纽约时报偏偏就挑中国的刺。

开篇引入的故事就是，一个建筑工人到500公里之外的沿海省份打工了，带走了自己的智能手机，家里的小孩没法上网课了。

这个是事实，但纽约时报在这个素材后面加了一句无中生有的：“如果孩子想使用智能手机，唯一的设备在500公里以外。”

这句话乍一看是说唯一的手机在爸爸那里，但仔细一想，一副中国智能手机不普及的荒凉场面马上就出来了。

接下来纽约时报就轻车熟路，什么“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很好，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穷到买不起智能手机，上不了网”啊。

然后像模像样摆个数据，说中国有4.8亿人上不了网！

但纽约时报没有告诉读者的是，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几岁小孩和60岁以上玩不动手机的老人。

2019年，中国15周岁以下的儿童和60周岁以上的老人就占了5亿，而且6岁以下幼儿就算会玩家长的手机，也不计入网民统计。

被纽约时报这样一报道，中国人大部分都连不上网的图景就勾勒出来了。

还有一种常见的手法，叫“框架效应”。

就是在外国媒体做民调的时候，故意在选项设计上动手脚，诱导读者做出媒体想要的选择。

比如在下面这个“美国新冠疫情应该由谁来背锅的民调”，一共6个选项，第一个就是中国，很简单的china一个单词，而且颜色用的亮色很显眼。

后面二三选项都设计得又臭又长，一眼看不完，到了具体人物的地方，又都是对官员指名道姓，没有提及制度上的问题。

最后大家选什么的多还用看吗？

与其说这是一份民调，不如说这就是一份教美国人仇恨中国的宣传册，不觉得是中国问题的人选完也会被在心里种下这个想法，而且不会对美国的制度产生怀疑。

对外宣传有成熟体系，对内管控舆论他们也很有一套。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NHS有一名资深女官员，2月份为美国疫情吹哨，举报NHS渎职。

“NHS部署不当，他们派遣没有接受过防疫训练的工作人员参与撤侨行动，而且不给他们发防护服，口罩等防护装备，这会使得工作人员暴露在病毒当中。”

“从疫区接回来的人员本来应该进行隔离，但NHS的管理很混乱，隔离人员可以随意外出走动，接触人群。”

几天后这个女官员就接到上级通知被降薪调职了，如果15天内不接受新的安排，就将被开除。

进入3月份，美国确诊病例开始飙升，但联邦政府拍着胸脯表示医疗资源足够，让大家放心。

然而实际情况是不少科室的医护人员一周只发一个口罩，只能冒着风险多次重复使用。

3月22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医院护士帕切克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跟记者反映了口罩，防护服不足的现状，马上就被上级警告不要“乱说话”。

向媒体吹完哨后，这个护士被以“缺勤”为由取消了个人假期，当月的全勤奖也没了。

美国《时代联盟报》称，这名护士的案例并非“个例”，该州许多政府机构人员和医护人员被告诫，不要向媒体“吹哨”，否则就被炒鱿鱼。

在西雅图的门罗郊区，有个叫保拉·卢爱德布史的护士，仅仅是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发了一条动态，说自己工作的医院有很多医闹的病人。有一些情绪失控的病人把脏口罩丢向医护人员，还对着墙和出入口故意吐口水。

这条脸书动态很快成为热门消息，几小时后就被删除，那个护士的脸书账号也消失了。

亚马逊位于纽约州斯塔滕岛配送中心的员工克里斯·斯莫尔斯向媒体抱怨，疫情爆发期间公司不仅强制员工继续工作，还不给他们发防护装备。

他和几位工友一起举牌子抗议，希望亚马逊重视员工防护，做好消毒措施，给他们发口罩等防护设备。

亚马逊很快就把他解雇了，理由是他不遵守“防疫规定”。

美国这吹哨人都够凑一桌宴席了，美国怎么对待他们的？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场黑色喜剧：有个叫张海燕的留学生在美国留学。

这个学生属于“空气香甜派”，特别向往西式自由民主。李医生事件爆发后，她跟纽约的一些反华艺术家一起合作，发起了一个“我支持李先生”的活动。

为了营造声势，得到洋大人的关注，她还搞起了行为艺术，自己钻进一个牢笼里（讽刺中国官方不让她说话），假装自己受到政府迫害。

不光发图片，她还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封“遗书”，控诉这个荒诞的“黑暗社会”泯灭人性。

结果纽约警察可不理解她那套“艺术”，当地时间凌晨三点直接持枪破门而入，把她控制起来，直接带去精神病院做精神鉴定，还把她跟那里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长达12小时。

原来纽约警察理解错了，把她发在社交媒体上的“I want to leave，I'm leaving”等理解成了宣扬自杀。

直到后来这个张海燕反复跟警察解释，这封信不是宣扬自杀，也不是在抨击美国政府，而是针对中国后，警察才释放了她。

从纽约警察半夜“社区送温暖”的雷霆行动就能看出来，美国对于社交媒体的控制力达到了什么程度。

这几年，经历了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疫情危机几次大的动荡之后，很多国人已经看出西方制度的弊病了。

但多数西方选民依然不认为他们的制度有问题，不得不说，媒体的洗脑作用功不可没，让这套西式自由民主的体制的韧性强大到令人惊叹。

直到现在，西方民众依然“制度自信”满满，认为中国现在本土新增病例个位数都是假的，而他们的数字才是真的。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可以想象到的是，如果不遭遇直击灵魂的痛苦，许多西方人还是改变不了自己的思维。

不过没关系，事物的发展不会因为个体意志而停止，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的。

腐朽的大清在被彻底推翻之前，政府和民众一开始也是死活不肯接受的，他们的思想也是经历过一个变化的。

清政府早期一直以为领先了自己几个身位的西方还是那个天天要找自己买瓷器的蛮夷，一开始还有胆子向全世界宣战，后来被打到城门口就老实了。

政府都开始腐烂了，民间团体一开始的思路，还是更多地倾向于维持现有的政权，攻击敌人，“扶清灭洋”，哪怕他再烂，也是自己家的政府。

只有等到内部问题越来越大，才会有人慢慢萌生推翻自家政府的想法。

美国也不会例外。

等到美国的问题已经大到影响所有人时，让大家不把房子拆了就活不下去的时候，民众人人自危，内部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不光不会再转移矛盾向外，还会开始寻求外部帮助。

到时候，特朗普喊哪国的病毒甩锅都没用了，大概只能在白宫指着蓬佩奥的鼻子骂人，扯着嗓子大喊：“诸臣误我！满朝文武人人可杀！”

文明和个体是一样的，总归是要成长的，靠脑子记不住的教训，总有一天现实会用鲜血教他们记得。

读《方方日记》心得体会

读《方方日记》心得体会

谈谈和《方方日记》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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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热心读者给我留言，让我谈谈《方方日记》。

随着年岁增长，面对热点问题，我更倾向于选择等一等：

情绪更容易点燃，但理性更有助建设。

在正式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说两点：

第一，《方方日记》开始连载后，我读过一些，不是全部，特别是疫情最焦灼时期，她写的文，我基本都看了。

第二，疫情期间，我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过方方。

一次是，2月19日的二条，我引用了方方说的一段话：

“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

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你们下笔时，请思考几秒钟，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果要谄媚，也请守个度。

我虽然老了，但我批评的力气从来不老。”

这个引用至今仍在。

它来自疫情初爆发时方方的警告，也道出了我的心声。

我至今都觉得，武汉疫情爆发之初，湖北时任决策者的应对不及时。而中国能拥有今天抗疫的成果，最值得颂扬的，是团结逆行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朴实的中国老百姓。

第二次提到方方，是我在悼念李文亮的两位同事江学庆、梅仲明时，提到《方方日记》也写道：熟悉梅医生的人，对他的评价都很好。

这篇文至今也在。

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我们要记住那些在战疫中牺牲的战士，要记住他们也是普通人，有过热气腾腾的过往，有过闪闪发光的梦想，他们被永远地困在这个多事之春里，但我们不该将他们遗忘。

说完这两点，我再从个人的角度，谈谈对《方方日记》的看法。

1.

《方方日记》客观吗？

武汉封城76天，《方方日记》写了60篇。

既然是个人日记，就决定了文字本身的私人化，很难做到客观。

就像我们这些自媒写手，对某个热点事件发表评论，我们所写的文字，是我们自己见解和格局的显现，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事情本来面目的完全展现。

或者说，任何一件事，只要形成文字，就已经失去了完全意义上的客观。因为文字承载的极其有限，而每个写作者都有残缺。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方方日记》，觉得它客观还是不客观，认为它是有点悲观还是非常真实，都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局限，是所有写作者的宿命。

但今天，人们之所以揪着《方方日记》不客观这点不放，我想，不是对她私人化感悟和评价的抨击。

而是对于疫情事件中，已被证实为谣言的部分比如殡仪馆堆满无主手机，还在抢救的护士被写成已经死亡未加求证也没有修改的不满。

这世上没有完全客观的作品，但作者当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2.

《方方日记》该写吗？

烈士李文亮说，这个时代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从这个角度看，阅读量篇篇１０万加的《方方日记》，有着大量的追随者，也说明这种声音不是方方一个人的心声。

这些追随者，未必就认同方方所写的每一篇、每一段、每一句。

我更倾向的立场是：

这场突如其来又旷日持久的疫情，在每个中国人心头都引发了一场天崩地裂的地震。

为了治愈内心的满目疮痍，每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而那些善于表达的作者所写的文字，就成了通往出口的那个通道。

我们在那些文字里流泪、惊慌、疼痛、悲伤，在泪水中获得清洗，又在共情中获得力量。

所以，身在疫情中心的方方，有权写她的日记。而那些阅读方方日记的人，看见的和治愈的，其实不是方方，而是他们自己。

至于后来，支持方方把日记写下去的人，为何在日记开始国外预售后，对方方不满，这不是该不该写的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

任何书写，都是有意义的。需要审视的，是写作者的发心。

3.

《方方日记》能出版吗？

鲁迅先生说，写出来的东西，还是有人看得好。

传统作家的身价，源自他们作品的畅销程度。自媒写手的身价，取决于他们文字的传播力度。

每个写字的人，都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被更多人看到，这不是虚荣，而是本能。

所以，尽管在网媒上，《方方日记》已流传甚广，但如果能集结成册，变成铅字，成为畅销书，获得大奖项，那自然更好。

从这一点上，大部分人不反对《方方日记》出版。

《方方日记》的出版，之所以引发争议，形成站队现象，主要两点：

第一，在国外先出版。

第二，有被人当枪使的嫌疑。

尤其是第二点，当抗疫战演化成政治战时，过于私人化的《方方日记》，成为了西方政客妖魔化中国的一个“罪证”。

阅读匮乏的年代，普通百姓并不关心哪个作家出了哪本书，但绝大部分人都不愿看见自己的国家陷入险境。

尽管，这危机，并非由一本书引起，但这个时候，一本书会增加一宗罪。

4.

《方方日记》为什么不该叫《武汉日记》？

《方方日记》就叫《方方日记》，这没有问题：一个叫方方的作家，疫情期间写了她自己的日记。

但把《方方日记》改成《武汉日记封城60天的记录》，并不妥：

虽然出版社和销售商，更愿在矛盾扩大的冲突中，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方方一个人的日记，无法代表武汉1000多万人的日记，更谈不上是封城60天抗疫的记录。

至于将这本日记形容为“来自疫情中心源头的报道”，封面设计为别有用心的红底黄字黑口罩，以此去诋毁中国抗疫封城是“将人们禁锢在监牢里”，中国体制腐败专制无人权，就显得有点下作了：

西方体制那么自由美好高大上，面对病毒不照样束手无策。

尽管后来，方方本人解释澄清，说她不懂英文，翻译没有注意，很多细节随后都会修改，但这样的“第一印象”，还是伤害了很多国人：

时至今日，科学家也无法证明，武汉是病毒的发源地，长于武汉且成名于武汉的方方，不该把自己的日记，取名为一座城的日记。

5.

《方方日记》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出版？

《方方日记》目前只是预售，正式出版还要等几个月。

不管是在哪国出版，出版社之所以这么着急打出这张牌，不仅仅是出于资本的考虑，更像是对中国的发难：

以中国人自己的文字，攻击中国人自己的抗疫，让中国为世界疫情的大爆发买单。

翻译成英文的这本日记，会以语种优势煽动更多西方人，通过一本书定义当下中国，进而去支持那些提出“庚子赔款”的西方政客。

从方方个人角度考虑，65岁的她，自1978年开始发表文章，至今已写作42年，获得的最高奖是2009年的百花奖和2010年的鲁迅文学奖。

如果，在这场堪比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疫情里，她的这本日记能给她带来海量销量和至高声誉，她自然要去搏一搏。

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这种愿望的达成，是以迎合西方的仇华心理、矮化中国的牺牲付出为前提，很多人无法接受。

这种情感，或许也不是方方抨击的“极左”狭隘，而是大部分国人的朴素情怀：

最难的时候，当和这片土地站在一起。孤独的赤子，不会此刻想着出名。

6.

《方方日记》为什么引发争议？

我觉得，这场疫情，不仅在大部分中国人内心掀起了战争，也在复杂多变中，修正了我们的认知。

3月中旬开始，疫情主战场从中国转移到欧美，整个局势都复杂起来了。

我们明显能感觉到，伴随多国对疫情防治的不力，欧美国家开始不断沦陷，西方政客为转移国内矛盾，纷纷甩锅推责，试图让复工复产的中国当接盘侠。

承受了疫情之灾的中国，又开始承受舆论之殇，处境越来越艰难。

方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她在3月中下旬才和外国出版社接洽，商量并决定出版日记的。

我们不妄自揣测这是巧合，还是另有他因，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立场，本能地觉得此刻出书，并不妥当。

在《走到人生边上》这本散文集里，耄耋之年的杨绛先生回忆当年，战乱动荡恐慌中，她和钱钟书先生始终不愿离开祖国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

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一个“父母之邦”，看得人双眼一热。

没有人要求文人必须高尚，但大是大非的选择，可见修为。

文学没有国界，但文人有。

7.

反对《方方日记》，就意味着忘记反思？

听说因为对《方方日记》的不同立场，身边很多朋友都闹掰了。

其中有个声音是：

谁反对《方方日记》，就意味着谁忘记反思。

面对疫情，仅仅因为外国人比我们做得差，我们就可以不用反思了吗？

当然不是。

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和一个强大起来的民族，在灾难事件上，从来不该向低处看齐，而应该向高处着眼。

这种反思、追责和弥补，不该因一个文人的日记而忘记，而要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而践行。

而避免悲剧的方式，从来不仅仅是记住苦难，而是不再有。

所以，有没有《方方日记》，我们都不该丢反思和问责。

8.

除了讨论《方方日记》，我们最该做什么？

不管我们反对也好，支持也好，生气也好，无所谓也好，以《方方日记》为原型的《武汉日记》（或者是别的书名），还是会在国外发售。

这是即将发生的事实。

而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和机遇，我们不敢妄下断言，但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中国人依然选择相信：

新冠肺炎最先在中国爆发，但不一定起源于中国，也不是中国的原罪。

中国的动作，并非完美，但为防止疫情蔓延，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努力。

现在，是抱团取暖的时候，是万众一心的时候，是脚踏这片土地的每个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做好自己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提前到来，我们却可以在今天，做好自己的工作，照顾好家人的生活，善待周围的朋友，活出自我的热望，不负中国人的称谓。

疫情之下，摒弃狂躁戾气，保持内心定力，踏上眼前路，升起一团火，当个建设者，朴朴素素做好自己，是当下的中国人，都要认真写好的集体日记。

方方武汉日记读后感

方方武汉日记读后感

我是一个在武汉土生土长的90后。今年元月23日的时候，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按下了暂停键。当身边所有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和武汉这座城市的安危担心的时候，一场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战争拉开了序幕，身边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挺身而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保卫自己的家园。那段时间我不太敢看新闻，每一条信息都过于揪心，内心只有一个想法，明天武汉一定要好起来，哪怕只有一点点。疫情逐渐平息下来之后，我在大学老师的朋友圈中发现了作家方方写的日记，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好笑夹杂着愤怒的感觉。既然方方女士还自称作家，那对于她写的东西，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做出一点评论也算是专业对口，更何况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第一，方方并不能代表武汉人，事实上她也不了解武汉人。武汉市拥有一千多万人口，俗话说一千个人眼里还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千多万居民的感受不能一概而论，不是方方可以代表得了的，所以持有方方代替武汉市民发声观点的朋友可以消停了。这一千多万的人口，在这个自媒体如此普及的时代，已经有许许多多人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这个春天发生的事情。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打开微博、抖音或者其他社交平台，武汉居民对于疫情的记录可谓是丰富多彩的。大家根本不需要一个作家站出来，为大家发声，这是生活在信息化时代的福利。

武汉人没有什么不敢说的，需要他人代言。楚人“不服周”，勇敢是这个城市的基因，在这座城市居民的血液里流淌千年。武汉人当初驯服了长江发展了码头贸易使得汉口汉阳成为了商业重镇，辛亥革命武昌打出了第一枪，三镇人民勇敢起来不畏天地，怎么会有想说的话不敢说，假他人之口的道理？事实上疫情初期，李克强总理来到武汉视察，就有年轻人在给总理派活：“您喊武汉，我们喊加油！”而后在总理的带领下，所有人一起高喊“武汉加油”，这才是勇敢而乐观的武汉人。在面对疫情中采购困难、社区工作没有做到位的时候，武汉嫂子开口就骂，条理清晰且字字珠玑，等着别人发声？那才是不痛快。所以，无论方方女士写了什么东西，都是一个人的发言，不能代表这座城市，若有荣耀自然归她所有，锅也请扔给她，说她代表了武汉市千千万万人发声，脸未免过于大。

方方也不了解武汉人，纵然她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武汉的地方，但在日记中把武汉市描述得过于凄惨哀怨，她实际上是不了解武汉人的。如果武汉真的如她日记中那般持续愁云惨淡，这座城怕是没有驻扎在长江边的胆量，早就屈服于洪水滔天。前文说过，武汉人的血液里流淌着勇敢的基因，在疫情降临之时，我们确实有过惊慌，承受了痛苦，但是稍后无数普通人就挺身而出，化作英雄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这是我们自己的城市，我们自己的家，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躲进小楼成一统，谁来保护我们的家园？洪水来了武汉人冲向河堤，日寇攻击武汉人奔赴战场，面对病毒武汉人依旧站了出来，毫不退缩。哪有时间凄凄惨惨戚戚？和死神搏斗，只能全力以赴迎头相撞。把时间过多地停留在悲伤和恐慌，就是对自己和他人不负责任，勇敢的武汉人是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第二，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纵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依旧赢取了战役的胜利。胜利就是事实，绝非方方所言“只有结束没有胜利”。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武汉市的新增病例逐渐减少直到零！在医护人员的细致工作下，许许多多的病人走出了医院走出了方舱，回归正常生活。在基层工作者和志愿者的不断努力下，武汉居民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四月八日随着江汉关和黄鹤楼的钟声响起，武汉重启了！这就是胜利，是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下，在所有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下，来之不易的胜利。方方一句轻轻飘飘的“没有胜利”，抹杀了多少人的付出和喜悦。

钟南山院士曾在接受采访时曾经留下了眼泪，他听闻武汉的街头老百姓都在唱国歌。这是真实的事情，好几天武汉的各个小区都在合唱国歌，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给予我们的信念。我们和家人，和邻居站在一起，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给予彼此力量。新冠病毒是新型未知病毒，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个凶残的敌人，但是站在一起，就可以化恐惧为勇气，开始新的战斗。在敌人面前，我们绝不束手待毙。医护人员披上白衣，在真实的世界里做着神话里天使的工作；基层工作者与家人暂别，为了更多人更长久的安宁，暂时的危险和辛苦都在所不辞；志愿者走街串巷，一步一个脚印，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生活。在这个被按下暂停键后寂静大城市中，他们的身影格外醒目，告诉所有人，不要怕，英雄就在人间。武汉重启是武汉人民付出巨大牺牲和努力换回的来之不易的胜利，是铁一般的事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抹杀。我们所有人不屈不挠，相信人定胜天，没有人可以用失败来定义武汉人面对灾难的精神底色。

第三，方方自称人本主义，但其行文则未必。人本主义，是把人放在了第一位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武汉市的居民深刻地认识到，生命是多么地重要。只要活着，一切都有希望，不是陈词滥调，而是肺腑之言。或许生活中总是充斥着大大小小的不如意，可是只要生命继续，所有的不如意都会过去，而有的人再也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春暖花开，但是有的人却永远留在了那个冬天。我现在格外珍惜生命，就是因为疫情让我了解到生命的脆弱；我现在格外敬畏生命，也是因为明白了生命的不易，有无数人与死神作战才能换来我们的安然无恙。人本主义自然要敬畏生命，但是方方不，在没有确定消息的时候宣布援鄂护士的死亡，被指出错误后，勉为其难，“那就道个歉”。中国人将生死之事看得很重要，不敢妄下断言，而方方却在公开平台断言他人生死，是对生命的漠视。不要为她开脱她只是听他人说，生死之事岂能道听途说？更何况她中伤的是湖北人民的恩人，说错了亦不肯端正地道歉，顾而言其他再三为自己辩解，或许在方方女士眼中，自己的名誉或许大过他人性命。要知道，对于帮助过湖北和武汉的逆行英雄，大多数武汉人对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能祝愿好人一生顺遂，千杯万盏我先醉，相约来年花开时。

而方方呢，对待湖北的恩人，就是这样轻率而不负责任。我不认为她是人本主义，有感激之情，事实上，我认为她也不爱武汉人民。如果她有一点点对武汉的眷恋，对武汉人民的热爱，就不会把武汉人民承受的天灾混淆成人祸，给予外界攻击这座城市的话柄，不会恶狠狠地说：“武汉人，你们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勇敢而无畏的人民哪里来的耻辱？我们抹掉眼泪忽视伤痕，不屈不挠战斗到今天，怎么在方方这个人本主义的作家眼里，背负了耻辱？她对待守护生命的英雄的态度，实在和人本主义相差甚远。

最后，我想聊聊方方这个人。她是一个作家，在各个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都有两句话提及。当然现在她健在，当代人不写当代史，我们不好用文学史的观点评论她和其作品。但是她最近写的日记却真的没有一个作家应有的水准，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个词，逻辑不通什么事就要扯上文革，什么极左啊余孽啊扣帽子啊打棍子，这些词在我一个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人看来陌生且好笑，也不知道方方经历了什么，似乎心里对十年浩劫恋恋不忘，内心像是得到了被迫害妄想症，仿佛和她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是想打倒她。

恕我直言，她就是一个带着傲慢与偏见的老太太，犯不着有人想打倒她。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打倒她，我们年轻人没有这个闲心，反正这个时间终将是我们的，早就开眼看世界的90后对即将淘汰的旧事物是非常宽容的，客观规律摆在那里，所有人都有局限性，不必苛责。但是我们还是年轻气盛的，有抹黑我们就是要澄清，有指责我们就是要申辩，心中不忿我们就是要说，扣在我们头上的锅一定要奉还。但是我们还是对事不对人，没有人要针对方方这个人，只有人针对方方说的话。

方方阿姨，您真没有必要做出一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姿态，因为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依据，这种姿态狰狞可笑。您千万别自比鲁迅先生，这是登月碰瓷，鲁迅先生对年轻人格外友好，对整个民族爱得深沉。无论谁写中国文学史，鲁迅先生可是说不尽的，要占好几个章节。

还有啊，无论您对武汉市抱有怎样的感情，喝了几十年长江水，吃了几十年热干面，做人说话，还是讲点胃口的好。

作者：江萌

方方日记的价值与遗憾

方方日记的价值与遗憾

陈玉明

有很多朋友跟我谈起过最近爆红的方方日记，不少人问我的看法，还有人建议我写写。

我一直不想写，因为争议太大。我的朋友圈里，赞方方日记的，和骂方方日记的，几乎各占一半，而且往往态度都很激烈；大抵是自由派的朋友赞，反自由派（这里本来想用“保守派”，但考虑到“保守”这个词在汉语里有贬义，还是不用了）的朋友骂。

现在，方方日记已经终篇了。还是简单说几句吧，因为越是有争议的话题，其实说明越有思考的价值：为什么人们会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哪里？

首先声明一下，方方日记，我大部分看过，小部分没看。

然后说一下我对方方日记的总体印象：我觉得，方方日记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其中的一些表达。

方方日记的最大价值，就是它是这次疫情叙事中不多见的以个人视角写作的文本。

如果把这次疫情视为一次作文考试的题目，那么，官方媒体的写作更多地侧重于宏大叙事，宣传中国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成绩，宣传医生等各类群体的感人事迹。当然，疫情中遇到的困难、发生的问题，也会有所反映，但比例肯定没那么高，而且有些未必会公开报道。

而以财新杂志、人物杂志等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的写作，更多地侧重于问题的探究、原因的追问等。

除了这些机构媒体外，方方日记等个人视角的写作，则构成了疫情的民间叙事。

我觉得，三类写作，各有不同的价值；它们互相不可替代，是整个疫情叙事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也未必一定有真伪、高下之分；它们的本质区别，只是视角的区别。

比如，自由派的朋友可能不喜欢官方媒体的报道。但是，疫情今天已经扩展到全球了，不同国家的应对和结果，我们现在也看得很清楚。不抱偏见的人都得承认，中国政府的应对是相当成功的，中国取得的成绩几乎是个奇迹。如果把疫情比作考试，中国虽然不是满分，但绝对可以打个高分。宣传我们的成绩，怎么就不行呢？

但是，从传播力的角度看，官方媒体的写作，往往太端正，缺故事，缺感情，缺槽点。这方面，市场化媒体就要好得多，因为这些媒体的写作本来就要迎合市场需求，如果没有传播力，这些媒体就没有生存空间。两种媒体的定位、基因就是不同的，与记者个人的写作水平没有太大关系。

方方日记这种民间叙事也很有价值。这次疫情是百年难遇的历史灾难，我本来期待，疫情中能有更多更好的民间叙事。

比如，那些后来康复了的重症患者，那些滞留武汉不能回家的人，那些滞留外地不能回武汉的家的人，武汉以及湖北其他地方的医生、公务员、清洁工、社区工作者，那些被隔离的人，那些几个月不能开张的饭馆老板，那些归国华人，那些滞留中国的外国人，等等等等。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有很多值得记录的故事，如果把这些故事集纳在一起，就是一本很好的书。

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故事，但太零碎；不像方方日记，持续60日的记录，“从初一开始，一直写到开城通知下达的那天，很完整”，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叙事文本。其实，从素材的真实性和丰富性的角度看，足不出门的方方，并非民间叙事的最佳写作人选。但因为没有别人，方方日记就成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文本，无论它写得好不好，都有存在的价值。

方方日记里面，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些细节和故事。

比如，她谈到周市长的帽子和对周市长的一些评价；比如，她谈到女儿不知道怎么做大白菜（她居然把大白菜放在冰箱冷冻室里），这些都感觉很平实。

再如，关于中医的问题，日记中说，一个西医方面的专家说：现在很多医院的整个病区全部由中医医生接管，取得很好的疗效。中西医结合，效果非常明显。刚开始，西医都竭力反对，各种嘲讽；现在效果出来了，所有反对的人都不吱声了。

再如，日记里面说，一个朋友的妹妹，以前每天都出去打太极拳，在家宅了五十多天后，突发脑卒中。一周后去世。这相当于给太极拳做了个广告嘛。

这些生动的故事、细节，是方方日记的价值所在。

很多朋友不喜欢方方日记，这里我先为方方做一些辩护。

很多不喜欢方方日记的朋友，给出的常见的理由是：1、方方老是在吐槽，好像全天下都欠她的；2、方方传播假消息，比如那张“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照片；3、方方享受特权，在封城之后还让警察开车把侄女送到机场；4、方方只说不做，她为什么不去做志愿者。

上面这四条，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方方当然可以吐槽，对存在的问题可以批评，这是她的权利。领导人也说了，我们党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正常的社会，要容得下不同的声音。合理的批评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那张照片的问题，前几天方方回应张颐武的批评时说，“照片我相信有一天大家会看到，但不是我拿出来，是照片的主人拿出来。”说实话，我觉得哪怕方方真的搞错了，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方方毕竟只是作家，不是记者，而且疫情刚暴发时信息比较混乱，我们不能要求她在事实方面能做到百分百准确无误。

让警察帮忙开车送侄女去机场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新加坡撤侨，武汉封城，好像也没有规定外国公民不能离开武汉回国；当时一般的车子不能开，政府部门送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算不上什么特权。退一步讲，就算真的是名人的特权，这么一点小小的“特权”，也不值得大做文章。

说方方只说不做，也是不合适的。方方是作家，写作就是她的工作；而且她已经65岁了，我们怎能指望一个65岁的老太太去当志愿者之类？这有点强人所难了。

最后，我要谈一下方方日记的遗憾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喜欢方方日记的朋友可以不同意。

我前面说了，我不太喜欢方方日记中的一些表达。

一是，看完方方日记，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她缺少一种谦卑。她可能觉得自己就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就是时代的良心；谁要是批评她，谁就是极左分子、脑残、病毒人等等。

包括最后一篇日记，文末引用圣经里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把自己说成圣徒一样的人物，觉得自己伟大光荣正确这方面，方方与她所批评的极左分子，有什么区别呢？方方毕竟是从那个时代走来的，思维方式恐怕还是那一套。

理想的人格，其实就包含在两个词中：慈悲和谦卑。以慈悲心待人，以谦卑心待己。有两种人，尤其需要谦卑，一是政治人物，二是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身居高位，上一呼而下百诺，很难听到不同意见，很容易把权力当作能力，把附和当作赞同，把吹捧当作民意。知识分子以文字为业，往往自以为博古通今、学究天人，很容易把知识当作智慧，把观念当作现实，把偏见当作真理。

二是，方方的很多评论，貌似深刻，实则浅薄。

应该说，日记中很多就事论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或者至少是值得讨论的；比如，对那些封城前不幸滞留在武汉的人，为什么不能想想办法，让他们早点回家隔离。但是，日记中那些脱离具体事实的空泛的议论，很多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举几个例子吧。

日记里说：“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导真相的恶果，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到。”我们不能说这些现象绝对没有，但是，“离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官场逆淘汰究竟有多普遍？我们的干部真的只是空讲政治正确吗？没有各级干部的艰辛付出，我们这次抗击疫情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吗？美欧诸国没有方方说的那些毛病，媒体都能报道真相，最后为什么还是一团糟？

再如，日记里说：“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什么社会疾病呢？方方没说，参考上下文，无非是官僚主义嘛。官僚主义当然不好，可以批评，但是不必动辄说是我们的社会疾病只要是实行科层制管理的大单位，无论政府还是大企业，官僚主义总是相伴而生的，这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无法避免的。

再如，方方的名言“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句话，作为一个事实判断，当然是成立的，但是从中能引出什么价值判断吗？制度设计、政治决策，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比如方方批判的土改，可能确实有地主受冤屈了，但是它也让更多的农民受益了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土改是历史的阵痛，就像生孩子，产妇很难过，但没有这个阵痛，新生儿就出不来。

方方的毛病，是一种典型的公知病盯着黑暗看，然后反思，黑暗都是制度造成的。其实，有些问题是技术问题，有些问题是管理问题，有些问题是人类的共性问题，未必都有方方想的那么复杂。

方方也承认，这次疫情，“在武汉，出门看看，除了人少灯亮，其实一切还是都还是井然有序的。生活物质基本不缺。只要没人生病，家家都很安稳。”说得很轻松，这一切其实是来之不易的。

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在英国留学的女孩，从英国伦敦出发，经新加坡转机回到上海。她一直在哭着说：国家真是太好了，太感动了。

真心希望方方老师以后有时间能多去其他国家看看，最好能像从北外离开的乔木老师一样，亲身去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中国当然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你关注黑暗的时候，也不要轻易把热爱光明的人说成是谄媚或极左。

读方方武汉日记有感

读方方武汉日记有感

最近针对方方日记的围剿日益加剧，有网友给我发来方方三大硬伤，或者说是三大罪状。

方方日记结束了，时间会给一个公正的评价。就朋友们所说的三大罪状，帽子够大，我先纠正一个错别字，是“恕”不是“怒”。中国人更强调忠恕之道，而不是怒气冲天。有话好好说，我不妨再啰嗦几句。

第一，日记应该记载亲眼看见的东西、亲自做过的事。

在封城的日子里，方方拿起笔写每天的见闻。那时候鬼才知道方方写的是什么。每日都记一点，这就成了“日记”。因为是方方写的日记，这就成了“方方日记”，所以这个日记与我们寻常日记是不一样的。

寻常日记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自参与的事件，但方方隔离在家，她记录的只能是一个封城老人家的见闻，这些见闻汇集起来，也能让我们窥见武汉当时的一些情况。

有人说方方不该写，最起码去做一个志愿者，才有资格写。你让一个65岁退休有病的老太太去做志愿者，这不是添乱是什么？方方本来就是一介书生，书生最大本领就是写写字，凭什么不让她写呢？

特殊时期，这个日记的缺点就是只能听朋友说。好在著名作家朋友圈够强大，三教九流的人都有，而且都不是泛泛而交，这正是方方日记的源头活水。如果仅仅是一个作家到处乱跑，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说不定记录的东西反而有限，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现在普遍拿来攻击方方的是殡仪馆的手机照片，认为是方方编造。方方日记里确实写道，殡仪馆里的有很多无主人的手机。但她说得很清楚，是听医生朋友所说，并非她亲眼所见，况且她编造这个谎言没有任何价值。

当时防治疫情传染，病患家人不允许见面，病人死了直接拉到殡仪馆火化，全国各地还有大量殡仪馆人员去援助，可见当时武汉的惨烈。手机的锂电池不能燃烧，只能拿出来，大量手机被丢弃不是没有可能的。二湘公众号不插图片，所以方方日记中也没出现殡仪馆手机图片，某些人把一张到处流传的手机图片安放在方方头上指责她并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疫情初期谣言满天飞，到今天哪些是谣言，哪些是真相仍不可分辨，谁对初期疫情承担责任迄今还在互相推诿，你让一个隔离在家的老太太对自己写的每一句话负责考证，这也太过分了吧。

方方有写日记的权利，也有写日记的自由，把方方日记当成信史或者当成狗屁，那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和认定，本质上与方方无关。方方日记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很正常。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李医生也告诫我们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连环球胡锡进都主张“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其他人还是洗洗睡吧。

第二，自己攻击特权但自身又享受特权。

方方让辅警小肖送自己侄女去机场，这被看成方方日记最大的硬伤，也是被对方狠狠抓住的把柄，并借此宣传方方反特权只是反别人特权但自己却享受特权。老百姓对特权的仇恨无以复加，对两面人的鄙视也是无以复加，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只要和特权和两面人挂上钩，无不身败名裂，灰飞烟灭，所以某些人这一招确实很厉害。

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前提如果错了，一切都不存在。

首先，方方的侄女是新加坡国籍，并非中国公民。她之所以能前往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和我国政府商定1月31号晚新加坡包机撤侨，并非借助方方特权才有机会在封城之下前往新加坡。

其次，方方让辅警小肖帮忙送她侄女不是利用特权，而是朋友的帮助。一个文联退休的老太太有啥权势？她能给一个辅警什么实在的好处？无非是一个作家，有点名气，还有一些读者朋友而已。方方让肖警官帮助，既不是下命令，也不是用公共权力做交换，就是纯粹的私人帮忙。方方之所以详细记述这件事，也就是对肖警官表示感谢，有谁享受特权之后还昭告天下生怕别人不知道的？

再次，姑妈对侄女的爱是人之常情。侄女的父亲年岁大了开不了车，武汉也打不到车。在这种情况下，方方作为姑妈，为侄女想办法是不是人之常情？换位思考，如果是你的侄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你愿不愿帮自己侄女想想办法？如果方方不给侄女想办法，她在我心里反而大打折扣，我会断定她对苍生的关爱是假的，因为她连自己的侄女都不关爱。

但另外一个问题来了，方方朋友很多，她为何请肖警官帮忙。我猜想，这里方方或许有点考量，可能觉得肖警官更懂得如何协调通行，这可能就是某些人认为的特权吧。

但一个辅警的特权能有多大呢？况且肖警官开的是私家车，方方侄女又是两国政府商定的撤侨人员，需要当晚紧急辙离，并不违反封城规定，辅警身份只是使路途更顺利而已。这就是一大帮人@各个部门要追查和严惩肖警官，但人家至今还在岗位上努力工作不受影响的原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欲加之罪毕竟是加的罪、假的罪，所以无法给人治罪。

第三，选择抹黑和负能量，只为增加阅读量和人气。

方方日记何以如此风行，这个原因连方方自己也莫名惊诧。在我看来，方方日记絮絮叨叨，写的是身边人周边事，后期通过记者、医生朋友和志愿者写疫情进展和病患救治情况，表达的基本都是个体感受，但这些个体感受因为契合了疫情中的大众感受，孤立的个人经验因此变成普遍的共同经验。让很多封闭的个体认出了同类，获得了心理上的归属感。

在封城的枯寂之中，他们恍然发现，自己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自己的痛苦和挣扎是共通的，是可以被分担和理解的。因为能够被分担和理解，似乎也能被共同承担，在这种转移中自身的痛苦和焦虑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稀释和缓解。这也许是大家追读方方日记的原因。

结果就是方方被期待被追捧被塑造，但这不是方方的追求，起码不是她最初的追求，这只是意外的奖赏。毕竟在当时情况下，千钧一发，生死未卜，一个65岁生死未卜的老人还在乎什么名利吗？老实说，和方方相比，我还不算太老，但在疫情到来的初期，我已然万念俱灰，觉得能安全活下来就谢天谢地了。

说什么抹黑和负能量，闭上眼睛就看不到人间惨剧了？掩耳盗铃铃就不响了？真实的东西怎么就抹黑了？批评并非总是负能量，一味歌功颂德才是绝对的负能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喜鹊对树木的作用我们看不到，啄木鸟的价值倒是有目共睹。

有人说，疫情期间最重要的是凝聚人心，鼓足士气，气可鼓不可泄，方方老是说问题，让武汉甚至全国人民泄气了，这话乍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方方常常在给大众鼓气和希望，否则不可能出现数千万人不睡觉等着看日记的盛况。谁说方方不会赞美？她对医护人员的赞美不遗余力，一直到今天她还在为牺牲的医生讨一个公道，她只是不习惯赞美权贵。

但方方确实显得不知足，常常解决了一个问题，她又提出新问题，她的问题实在有点多。不过扪心自问，方方哪一个问题不是民众想要解决的问题？她哪一次不是在为民众鼓与呼？我敢说，方方可能有不少敌人，但未必有多少私敌。

前两天德国默克尔罕见发表电视讲话，在疫情期间，她不但不鼓士气，居然危言耸听：60%至70%的德国人将感染致命的新冠病毒。这老太太真疯了，不但告诫有一大半人感染，还着重强调“致命的”。直接把德国人吓得屁滚尿流，但德国人没有一个人责骂她。把歌功颂德留给后人，当下我们最需要的还是批评，凡事往坏处想。忧患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六神说，想要看岁月静好的人，不要看方方日记，一个作家不可能给我们摇篮曲。

当年我们文坛也曾出现过“歌德和缺德”之争，最后上层一锤定音。我们文化方针向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争艳处处春！

《方方日记》引起的社会撕裂

《方方日记》引起的社会撕裂

作 者 | 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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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老友群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们为方方日记吵翻了天，一个个面红耳赤、恶语相向，只可惜微信里没法拳打脚踢。

似乎全社会也被方方日记空前撕裂了。其实，不是日记撕裂社会，而是本来就存在的社会撕裂被日记的一束亮光照射得清清楚楚而已。看到一个很精辟的评论摘录如下：

对于此次疫情，你憋了一肚子的火：很多人很多事你不敢骂，但你敢骂方方和方方的武汉封城日记；很多人很多事你不敢骂，但你敢骂那些骂方方的人。一个方方，数十篇“日记”，一下子稀释甚至几乎掩饰掉了中国社会的共识危机。

原本很清晰简单的事情为何双方在认知上出现如此大的鸿沟？

这件事情的本质很简单：

• 生活在武汉的方方，记录下那些惊恐日子里的感受、情绪和身边的人和事，这种情绪的出口对于武汉人民来说太宝贵了，不然会被“九百万种心碎”憋死。某种程度上讲，方方就是疫情期间武汉人民的“心理呼吸机”。说实在的，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感谢方方日记抚慰了武汉人民的伤痕，让他们在人生最灰暗最惊恐的日子里有所慰藉、有所倾诉。很多人不仅不敬佩她，反而去攻击她，真是缺乏对武汉人民撕心裂肺痛苦的起码的“同理心”。

舆论场先后出现了两波对方方的攻击：

第一波攻击，指责方方记录的太负面。说这些话的人，无法想象生活在武汉的人什么感受，在那样的惊恐中，不记录灾难还能有心情去“激动地赞扬经验”？方方并没有很极端，只是沉默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显得她的话很醒目。其实，她所做的只是捍卫一个社会的底线、一个作家的人性底线。当大多数人不正常时，一个正常人就显得似乎“很不正常”了。

第二波攻击，指责方方卖国。这是典型的阴谋论。攻击者翻箱倒柜、挖空心思梳理方方说过的每一句话，然后上纲上线说其如何用心险恶，其手法之拙劣，令人不能不想起文革期间的批斗之风。

今天看到方方的回应，有几个关键信息：

• 日记记录的基本都是事实，只有两处无伤大雅的细节出入：一是“雷神山”写成了“火神山”；一是把王广法“第二批来汉”写成了“第一批”。那些揪住两个细节问题就认定日记歪曲事实的人，真是抹黑高手。

• 外文版的封面并非方方本意，是出版方未经方方授权的擅自“小聪明的营销手段”，由于书要在 8 月份才正式出版，所以方方知道后已经勒令对方纠正。

• 为何要国外出版？“国内本来有十多家出版社想要出版此书，但是因为极左人士（我要说明一下，极左人士只有极少数人，其他的人我并没有说他们是极左，是他们自己往自己身上套的）的叫骂，目前所有国内出版社都不敢出了。我的出版人还在国内努力，希望争取抢在国外出版之前”。

对于这么简单明了的事情，国内不少人锣鼓喧天炒作成“给外国递刀子”，真令人啼笑皆非：

1. 美国的确有甩锅给中国的明显意图，但方方不是科学家，她的日记并非“科学成果”，也不可能提供实质性的“把柄”。

2. 方方日记原本就是网络公开的（全世界都看得到），别有用心的人如果真想利用日记做文章，难道不会自己去翻译成英文吗？

3. 如果美国真要找茬，一定会利用官方的文件、政策、声明或者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方方日记这样的文学作品。有句网友评论说得好，“如若“递刀子”这个说法靠谱，疫情初期某些官员的颟顸昏聩，提供的岂不是原子弹？进而言之，官媒向全世界播发的“武汉八医生造谣”、“未发现人传人”和“可防可控”，不得是威力更大的中子弹？”

4. 方方也没有很多人指责的那样“内心阴暗”，只是那些内心阴暗的人，自己戴着有色眼镜选择性失明。方方说，“我很详细地写到了后期湖北换帅之后的各种举措。写到了疫情是怎样得到有力的控制的。写了方舱医院，写了下沉干部，更写到了医护人员、志愿者、建设者们是如何努力的，以及武汉九百万市民是如何坚守的。这些人如果看了我的日记，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

但为何这么多的公众（我感觉是大多数）会被蒙蔽双眼呢？窃以为有几点因素：

1. 越是国家之间的情绪紧张，越容易滋生阴谋论。

2. 方方感叹不少人“缺乏常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缺乏“正常的逻辑”。阴谋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既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能“推导出”不同的结论，因为逻辑体系不一样。和这些人辩论，无疑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美国社会的分裂也是如此：底层白人群体听不进去理性的声音，反而觉得特朗普式胡言乱语是天籁之音。

3. “左”的思想很可怕。小平晚年最不放心的就是“左的思想”，他说，“综观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突出的，都是“左”。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4. 文革遗毒依然存在于不少人内心深处。文革最可怕的就是用政治语言代替法治语言，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很挖“私字一闪念”。在对方方的攻击中，此类文革遗风昭然。文革反思任重而道远。邓小平吃过苦头，他有句经典之语，“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1978 年邓小平在那篇影响深远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正是这样的“三不主义”，才让中国摆脱了文革的历史漩涡，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高速公路。

在 2016 年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最高领导人强调：

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一个社会，存在不同的声音、看法都很正常，但应该“理性思辨”，而不是“人身攻击”，更不能“上纲上线”扣帽子。

像方方这样敢于讲话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实在太少。如果连方方这样的“人性底线守卫者”都不被容忍，长此以往岂不变得“鸦雀无声”？想一想就不寒而栗。

方方日记是小问题，方方背后的土壤才是大问题

方方日记是小问题，方方背后的土壤才是大问题

原创 赵皓阳

最近一个月以来，几乎每天都有粉丝私信我，让我说一说方方日记的问题。之前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这是她个人的事情她自己想写，有的人愿意看就支持她，有的人不愿意看就批评她。批评她的人比支持她的人多，就说明大多数人民做出了选择。人民群众已经讨论的很透彻了，我再逼逼两句也没有什么意义，顶多批判一下作协制度。但是，方方日记在外国出版，这就不是她个人的问题了，这件事情就必须要谈一谈了。

方方日记3月24日完结，4月7日英文版在亚马逊上线，紧随其后上线的还有德文版，这背后的“美国速度”令人震惊。两天后著名作家郑渊洁发微博，不是暗示而是“明示”了这一问题“英文版《穿风衣的猫》竟然用了两年多时间……翻译完成后，还要经过出版社十几道工序把关完善，还要校对，设计版式和封面，选纸印刷等等等等”。方方日记能够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出版，必定有一个能够协调统一所有模块的背后力量做推手，让互补协统的各个部分一路绿灯。

为什么说方方日记出版了外文版，就不是她自己的问题了？方方微博下面有一条热评说得很好：很多年过去，我们这些真正经历的人都不在了，方方的日记还在，再很多年后日记就成了历史。日记里看不到基层工作人员的努力，看不到政府的政策，看不到医护人员的视死如归个人奉献自我牺牲，看不到普罗大众的坚持与鲜活，也看不到整个国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洋溢着的面对疫情必胜的信念。这才是最可悲的。

还有一条热评更加言简意赅：武汉原本是悲壮，在她笔下却只有悲惨。

一直关注我的读者肯定知道，我第二本书正在线上付费连载，因为纸质书的出版遇到了重重困难。第一家出版社鸽了我之后，也正跟几家出版方继续谈，他们都或多或少的要求删减书中的一部分内容，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认为我的书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没有什么需要删减的内容。这时候通过热心读者的牵线，一位台湾省的出版商人拐了几个弯联系到我，甚至都没找我要书稿，就非常热情的表示他可以负责我的书在台湾出版。

台湾省的书商积极的向我宣传了以下内容：第一，他们的“繁体字版”除了台湾外还可以无阻碍的远销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日韩这些国家和地区，就连欧美唐人街的书店都有他这里进货的渠道，这个大市场并不输于大陆市场，不用担心“繁体字”书籍没有销路。第二，他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渠道从台湾“返销”至大陆，各大城市的先锋书店和数量众多的淘宝店都是他们的渠道，所以不用担心我的粉丝在大陆买不到我的书。

我甚至连0.1秒的思考都不需要就拒绝了这位台湾书商，我并不是用恶意去揣测他，只是单纯的觉得“不合适”。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的书写的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没必要去台湾出个“繁体字版”“曲线救国”。我反对大陆出版方对我书籍内容的删减要求，同时我认为首先去台湾出版“不合适”，这二者并不矛盾。

这位台湾书商非常和蔼友善，跟他交流真的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算没有在出版方面的合作我也愿意跟他做朋友。后来稍微熟点之后我也跟他表示了你连书稿都没看就拍着胸脯说出版没问题，让我有所保留。他略微生气的责怪了我，说他自己是看在朋友用心推荐的份上，所以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下来，我反而去质疑他的动机。当然，这件事情就算我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但我依然认为首先在台湾出版是非常“不合适”的。如果我的书在大陆顺利出版，之后随便他翻译成一百种语言卖到世界各地我都无所谓，越多我还越高兴，但是不能本末倒置。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为什么是“不合适”的。我很喜欢在YouTube网站观看视频，比国内的视频网站用户体验真的好很多。YouTube是一个基于用户观赏习惯而推送内容的网站，比如我喜欢看中文类、资讯类、纪录片类，它就会不断在首页推送相关内容。疫情期间也自然的更多关注了很多我国疫情的资讯，但是，YouTube上绝大多数繁体字资讯都是粪坑，不是恶意造谣就是断章取义的抹黑，把中国渲染成一个被病毒攻陷的人间地狱。每次推送这些内容我都会手动点击“不感兴趣”来表明态度，但是不管怎么点击，首页推送里永远会掺杂着几个轮子媒体、谣棍媒体的恶臭视频，就像蟑螂一样杀不干、除不尽。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YouTube的视频流推荐分两条腿走路：一条是机器算法，另一条是编辑推荐。YouTube的中文板块运营，已经被“港台孽子”和“香蕉人汉奸”所占领了，所以他们会无脑的给一切抹黑中国、攻击中国人民、污蔑大陆制度的内容加权重，对于说中国好话的、展现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精神的视频就暗戳戳的降权、减少曝光甚至屏蔽。所以无论我怎么点击“不感兴趣”，首页上总能刷到这类视频。这就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而方方的日记如此迅速的在国外出版，毫无疑问也是被“人为选择”的结果。自疫情爆发以来，西方媒体有说过中国好话吗？有报道过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吗？有夸赞过不畏牺牲冲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生吗？没有。他们是带着有色眼镜在“人为选择”，他们的目的一定是通过贬低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来证明自己的优越与正确。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不是一句空话。自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以来，发达国家也一直通过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文化与意识形态入侵来完成对世界的吸血。这是沃勒斯坦的理论：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差距放到全球视角来看，因为发达国家内部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的程度，远远低于世界范围内富国剥削穷国的程度。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输出，就是配合富国对穷国的剥削，以期在穷国内培养一批认同“新殖民主义”价值观的代理人。无论是YouTube上有选择的推荐视频、西方媒体有选择的报道“真相”，还是西方出版商有选择的出版了方方日记，无非都是这一大体系下的各种细节表现而已。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避嫌这种事情我都懂，我都觉得“不合适”，方方作为一个正儿八经体制内吃皇粮的作协主席，她能不懂吗？要么傻、要么坏，她自己认领一个吧，无论认领哪一个，都是我们需要批判的。

我们不是拒绝所有的“批评”，但是正常的“批评”和“别有用心的批评”是两码事。正常的批评是想让你变得更好，“别有用心的批评”是想搞垮你，然后从中渔利。咱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希望国家更好从而自己的日子也蒸蒸日上呢？无论批评还是反对“别有用心的批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更好”这个目标。

厨子有几道菜不好吃，我们希望厨子能改善一下菜品，改良一下技术，这是正常的批评；厨子做饭不好吃，就有一群人话里话外暗示要把饭店砸了、把菜谱烧了、把厨子赶跑，再请来隔壁饭店的经理和厨子，中餐改西餐，这是“别有用心的批评”。

“别有用心的批评”的有两大特点。第一是选择性眼瞎：厨子虽然有几道菜做的不精致，但是分量大、用料足、出锅快，能让一众食客填饱肚子，但是有人就盯着做的不好的几道菜做文章，夸大问题严重性，说什么盐放少啦辣椒放多啦营养失衡啦是厨子故意想害顾客啦。第二是惯例性双标：一遍给自己的厨子扣大帽子，一遍无脑吹隔壁西餐厅的厨子，既不考虑西餐的口味符合符合本地食客，也从来对西餐厨子经常烤焦牛排闭口不谈。

正常的批评希望厨子把菜越做越好；别有用心的批评永远都想着换饭店，而且他们绝对不会告诉顾客们：如果我们砸了旧的换新饭店，中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要饿肚子；西餐厅开张了之后要涨价一倍。他更不会告诉顾客们，西餐厅开张之后他就成了新的waiter，开始管所有顾客收小费了这是优良的西餐传统。

疫情爆发以来我写的批评湖北当地政府、批评红十字会、批评对一线人员补贴问题的文章不下几万字，为什么我的读者不觉得我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歌颂疫情中英勇无畏的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劳心劳力的基层干部，众志成城的武汉市民，甚至温暖人心的快递员外卖员的文字更多。就是上文所说，我的文章写的光明正大，批评也讲究有理有据，欢迎在历史记录里查阅我的文章，不怕给大家看。

这时候需要重温一下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太经典了，常读常新：

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人民团结，使人民进步，使人民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毛主席继续指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暴徒”之类的描写。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鲁迅先生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鲁迅，《坟》）

再回到本文的题目方方背后的土壤。上面分析的是其中之一，帝国主义；还有之二，官僚主义。

方方的问题啊，还真就是个“体制问题”。她作为一个我们纳税人养的正厅级干部，正儿八经的吃皇粮的作协领导，在这个时候不去创作一些“使人民团结，使人民进步，使人民同心同德、向前奋斗”的内容，反而创作一些“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小资产阶级作品。在广受人民批评的同时不去反省自己，反而爽快的同意在国外出版，给国外反华势力递了刀子。我们的作协用纳税人的钱养了一群这样的东西，这是不是我们作协的体制出了问题？

此外，还需要更深一步的反思，我们的外宣工作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只能靠外交部发言人的输出来传达中国声音？为什么我们只能靠着“今日俄罗斯”友情帮说几句好话？为什么我们的媒体除了擅长吹哨之外干啥都很菜？外国人能够为所欲为选择《方方日记》作为刀枪，但是真正展示中国的声音和真相没有传递出去、中国人民的伟大抗疫战斗没有广泛的宣传，这也是个应该反思的问题吧？这也是方方之流可以为所欲为的土壤吧？

官僚主义，讲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宣这种工作是费力不讨好、跟领导“政绩”不挂钩的，自然也没人太上心去做。国家确实有这块经费，但是往往是领导老婆注册一个皮包公司，请几个实习大学生发发帖，在境外注册个网站，名字加上“中国”“新闻”这类特别唬人的名字，在定期谷歌机翻国内新闻，这经费就骗到手了。等到了这次疫情我们被西方媒体集中抹黑，再去“医头医脚”，哪还来得及呢？

方方本人不过是个典型的旧文人士大夫，封建余孽。就跟明末那帮东林党们很像：一边享受着“体制”的红利，一边靠骂朝廷搏一个“清名”，反正好事都得让他们占了。朝廷出了什么错是一定要上书痛骂的，不骂对不起我文人的情怀；但是要给朝廷做什么事我是一定不能做的，毕竟“水太冷”“头太凉”。说白了就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一边体制的好处不能放手，一边在野的好名声不能丢。真有骨气先把特权带来的红利扔了呗？那可不行，那是朝廷“与民争利”，一定要上书痛骂一番。

在新社会，这些旧文人士大夫就以“公知”的面目示人。有些傻缺给方方洗地还想蹭鲁迅先生的热度，殊不知鲁迅先生生前最反对的就是这群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鲁迅全集》和《鲁迅杂文集》这些合集，是什么样的文章占据了鲁迅先生创作最大的比例呢？是论战文与御用文人、封建士大夫、“公知”们的论战文。鲁迅先生批判过的知名的文人包括但并不限于梁实秋、陈西滢、林语堂、叶灵凤、徐志摩、高长虹、周作人、胡适、施蛰存、张资平等，而那些不知名的御用文人、恶臭的封建遗老更是数不胜数。

这里可以简述几次鲁迅先生的“知名论战”。比如与“学衡派”的论战（其代表人物是著名“国学大师”吴宓），鲁迅先生称这些封建士大夫“据我看来，实不过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豪光”。鲁迅尤其看不惯这些“国学大师”们对传统文化故弄玄虚他认为如歌、诗、词、曲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财富，而这些大师们却把他们“越做越难懂”、“越做越古”，故意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特权：“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吧，《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文艺书简》，《鲁迅文集》第二十四卷）

鲁迅先生也撰文批判了这群道貌岸然的“特殊知识阶级”这个词本身是现代评论派的自称，鲁迅就用这个名词来反讽，说明本质上来讲他们与诉求特权的封建士大夫阶级并无根本上的差异。鲁迅先生在《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这篇文章中指出，当今中国有军阀、有政客还有“第三股势力”，就是这群要“诛心”的士大夫们“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徐志摩随即发文反唇相讥：“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一种话语权特权阶级的优越感跃然纸上。

从此以后，徐志摩等人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正人君子”据北大的钱理群教授统计，这个专属名词在鲁迅先生的杂文里出现了59次。他老人家还写过一首滑稽的白话诗《我失恋了》，据说也是来嘲讽徐志摩“无病呻吟”的现代诗的。之后他们你来我往论战无数，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就是要说明，鲁迅先生的根本立场与观点，是与封建士大夫、“民国大师”、“才子佳人”、“特殊知识分子”截然相反的。他站在的，永远是人民的这一边。

在《这样的战士》这篇文章中，鲁迅记载了自己是怎样战斗的：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这样的战士”，就是鲁迅先生自己；所谓“无物之阵”“杀人不见血”，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士大夫们的“诛心”。我们看看鲁迅先生罗列的这些名词“慈善家，学者，雅人，君子”“学问，道德，民意，逻辑，公义”这些特征不就是当今的公知么？正如我们前文所说，“公知”的本质就是这些士大夫。也就是1949年革命成功了，三座大山被推翻，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了，旧的士大夫们成了“在野党”，所以看起来公知在批判，鲁迅先生也在批判。单从根源上来讲他们是南辕北辙：鲁迅先生永远站在人民这一边，而公知们则是为了他们失去的特权而哀嚎。鲁迅先生要活在当下，也是见了公知骂公知，见了乡贤骂乡贤，见了买办骂买办，至于那些认美国当爹的，更是会按在地上摩擦。

所以说阶级分析法，才是最有效、最直至核心的分析法。通过阶级立场我们就能看到，鲁迅先生非但不是“公知”，而是“公知”们最大的敌人。鲁迅先生批判了一辈子“正人君子”“特殊知识阶级”，苦口婆心地想把破除“精神奴役”的屠龙术传给人民。若身后看到他与那些士大夫们相提并论，把他的《狂人日记》用来给《方方日记》洗地，怕是要气活过来。

所以我们的本文的结论也呼之欲出：方方背后的土壤既有帝国主义，又有官僚主义，她本人还带有着鲜明的封建余孽特征，三座大山，齐活儿了。

方方日记读后感

方方日记读后感

文/冯黎明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疫情期间，自方方日记第一次发出，我几乎没有落下一篇。多少年没有这样细读中国当代文学家的作品了，或许是闭锁在家有大把时间的缘故吧，但是无论如何，能够每天等待着日记的发出，此种心态肯定不仅仅只是“闲的没事”能够解释的。千万个被困在家以对抗病毒肆虐的武汉阅读者，唯独兴趣盎然于方方日记，这需要一个解释。

我想说，方方日记数十篇，只写了四个字：我们在看。

方方日记的写作有着非常显明的“非个人化”特色，因为这部日记写的不是方方的“我”，而是疫情蔓延整个世界的时候的“我们”。每天夜阑人静时分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的那位女士是在为陷于惊恐中的武汉人民书写，所以她的日记没有激情四溢的语句、新奇瑰丽的辞藻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的只是武汉人民每时每刻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跟我们每一个响应号召自闭于私人空间以自由为代价抗击瘟疫的市民每时每刻的内心经验全无二致。卓有成就的女作家方方完全可以从个性化角度去关注非常规状态中的大武汉，或许从文学家的“陌生化”视界下笔会有流芳百世的效应这对于写作者有着多大的诱惑力啊！但是方方却回避了文学性的陌生化视界，甘愿置自己于世俗的生活世界，以一个普通的武汉市民的身份去察看、去聆听。日记文字语句的平实素朴娓娓道来，让我几乎难以相信这些话语出自那位写作了《风景》、《软埋》等小说的优秀作家，这里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方方重设了自己在生活世界中的“位置”，将自己化入我们这些村夫俗子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一名文学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我都想把方方日记作为当年T.S.艾略特提倡的非个人化写作的典范来推荐给学生加以研习。非个人化的书写抹掉了作家的“我”，却交给了承受苦难的人民一个“我们”，而那些拒绝方方日记的人，或许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

我的朋友圈中凌晨一两点还不睡觉的人越来越多，一问才得知，都在等方方日记。就像中国人强调当日事当日毕一样，方方日记的书写是一种“在场式”书写，这种书写让我们鲜明地体验到了“在”。方方笔下的场景是每天都在变化着的疫情和人们直面疫情的苦难、抗争，这些搅动着人们心情的场景几乎就在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里被记入了日记。固然有人质疑方方日记记录的准确性，但是我们何时曾见识过如此凸显“在场性”的文字，尤其是我们何时曾如此置身于大灾难中“在场地”见识这直接经验的文字？在海德格尔等现代思想家那里，人类进入“现代”以来，我们的“此在之在”被遮蔽了，被主体性形而上学和现代工业技术遮蔽了，所以现代人在世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对“在”的理解和回归。同样的道理也“软埋”在疫情蔓延的武汉市，方方日记以作家的敏锐还原了疫情中被软埋了的“在”。2020年春季的国人，除了“装睡的人”以外，谁都知道，是“隐瞒”和“拖延”造成了这场大灾难，因为隐瞒和拖延遮蔽了病毒幽灵般弥漫人间的事实，而方方则用“在场”的记录抵抗隐瞒和拖延，让被遮蔽的“在”澄明于世人的眼帘之中。世界文学中有一种特殊的种类见证文学，这一文学种类以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在场性”书写而让人们直面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内涵。假以时日，方方日记必将成为见证文学的一部佳作，因为这部日记是对被权力的傲慢遮蔽了的疫情事件的“去蔽”，它将历史之“在”展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只有那些沉沦于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庇护的“末人”，会因为恐惧“在”之敞开而拒绝方方日记。

人对世界的“凝视”让我们跟世界遭遇，所以“看”把我们投入世界，也把世界展现给我们。方方日记有着强烈的“可视性”，因为这是“看”的书写，或者说是书写的“看”。在方方日记中，我们看到了疫情肆虐人间的苦难和悲情，看到了抗疫前线勇士们的无畏，看到了庙堂上渎职官员的无耻，看到了危难中市井生活的坚韧，还看到了武汉市民以自由为代价的牺牲，国家资源的伟大动员，志愿者们的辛勤和奉献……等等，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谁不让我们看。对于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是他获得关于世界的“自明性”知识的起点，因此在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中，人们理应获得的第一权力就是“看”的权力，所以鲁迅宣称，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同理，失去了“看”的权力或者甘愿交出“看”的权力，则意味着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当然扭曲和异化的人是不愿意读方方日记的，因为他们不敢且不愿“看”。方方日记以“直面惨淡人生”的笔力将疫情世界里的林林总总置于“被看”状态，让我们在“看”中领悟了危情事件来临时人类的自由意志和自觉意识。方方的文字固然不能等同于“直面”，但是在我们无法“直面”的情景下，这些文字将我们带到了现场。对于芸芸众生而言，“看”是需要勇气的，怯懦者不敢看，甚至不敢在比如方方这样的作家的引领下去“看”。就此而言，方方日记给了我以“看”的勇气。

方方日记，我们在看。

方方日记：她笔下的一滴墨水，落到我们头上就是一片大海

方方日记：她笔下的一滴墨水，落到我们头上就是一片大海

作者：桌子先生

来源：桌子的生活观（ID：zzdshg）

我猜，你一定听过那一句话：时代的一粒沙，落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对，它就是湖北省前作协主席方方写的。

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很好，写出来悲天悯人的情怀。

曾经一度，我也和你们一样，很喜欢看方方的日记，觉得它就是那个时代下我们心中最真实的声音，在她的日记里面，我们可以听见遥远的哭声。

方方写的大部分都是社会的负面新闻，更确切地说是悲痛，哀伤和指责，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一个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这个社会要有喜鹊，也必须有啄木鸟。

啄木鸟敲打一棵树， 不是为了把树击倒， 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所以，看得出来，当时网上对方方的声音也绝大部分是支持的。

然而现在再去搜关于方方的新闻，网友们对她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几乎都是谩骂。

那么具体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是因为方方把自己发表在网络的日记，拿到海外去出版了，在亚马逊上面出售，并且也在德国销售。

这是英文版的封面。

再来看看德国版，黑色的口罩，红底黄字，简直是司马昭之心，又何须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介绍方方这本书的。

简而言之，就是老外觉得中国人民没有自由，都是被监禁的，而方方勇敢地站出来发声，所以他们很欣赏方方这样的作家，她是斗士。

而且最不能让人不能忍受的一点就是，方方日记在出版的时候，更名为武汉日记，它的副标题暗示着来自疫情中心源头的报道。

现在病毒发源地是哪里尚且还没有定论，方方怎么能为了自己书的销量，就在书上作这样的暗示呢？

大家记得方方的日子是写到什么时候吗？

是3月24日，3月24日写完，4月8日就出现在亚马逊上，短短两周的时间，可谓是创下了吉尼斯纪录。

我是出过书的人，在国内出版最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在国外出书的时间更长，需要翻译，需要对接，需要各种手续，大家都知道刘慈欣的《三体》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才在国外出版。

虽然现在无论是德文版，还是英文版，在亚马逊上，都只是预售，预计六月可以出版，但是方方从写完，到翻译，到出版，只用了短短两周的时间，如果说背后没有推手的话，很难让人相信。

帮方方出书的这家公司，叫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非常有名，总部在美国纽约，之前诞生过获得诺贝尔奖、普利策奖等奖项的作者。

这本书的暂定售价为21.99美元，按照惯例一般是支付10%左右的比例给作者。

也就是说，每卖出一本书，方方就可以抽取2.2美元的版税（约15.4元人民币）。

而且在之前，对方方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相关报道就很多，方方这是名利双收。

今天，我们不说她的大别墅事件，不说她曾经找关系把侄女送去新加坡，也不说她退休一直享受厅级干部的待遇，仅仅说她把日记放在美国去出版赚钱，到底合不合适？

现在正是全球疫情是最敏感的时候，每个国家都在承受极大的损伤，人家正恨抓不到中国的小辫子。 美国律所向中国索赔10亿美金，还说要拿我们的国债抵消。

澳大利亚议员叫嚣着说，要让中国割地作为赔偿，如果不行，他提议政府收回达尔文港和中国公司租用的农地。

印度某组织向中国索赔20万亿，英国一机构呼吁向中国索赔3510亿英镑 ...... 是不是有了100多年前庚子割地赔款的内味了？

可以说，现在正是各国防疫不力，急着让人背责任、甩锅的时候。

而选择在这个时候，拼命加速的出版，方方日记，里面大量描写中国如何隐瞒，如何防疫不力，这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在方方日记出版之前，就已经登上了洛杉矶报纸的头版头条，上面霍然写着武汉的真实声音，成为他们抹黑中国的“证据”。

以上这是其一。

其二，我想问的是，这本书到底是一本小说，还是一个纪实日记？不得不说里面写的东西，有够严谨吗？

有人做过统计，在方方的日记中，“医生朋友”出现了116次，“医生朋友说”出现了28次，“医生朋友告诉”出现了8次，“记者说”出现3次，“听说”出现45次……

也就是说，方方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几乎都是听一个朋友说，道听途说，自己没有去考证，也没有引用权威部分的报道，以纪实日记，武汉真实声音的方式出版，可信度有多高？

举例一下，比如方方在日记里面写到，听医生朋友说，护士粱小霞去世了。

但这个护士根本没有去世，方方这种不负责的写法，遭到协和医生的痛批。

方方日记里面很多的新闻，都是在隔离的她，听说的。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是十分清楚所谓“听说的”真实性，这也就是纪实新闻和小说的区别！

可设想一下，如果方方从一开始就讲明立场：我的日记是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是一本源于生活，虚构的小说，不是纪实文学，我想知道，有多少人会看，有多少人会流泪，有多少人会追随？

坐在家里写文的方方，有没有想过那些医生护士的感受？有没有想过那些苦苦煎熬的武汉人民的感受？有没有想过那些在疫情中牺牲人家属们的感受？有没有想过那些被努力救治成功者的感受？

这样仓促就把日记出版的行为，说得轻一点就是吃人血馒头，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极其不负责任！

其三，方方的声音，只是一部分的中国声音。

我们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确实是犯了很多错误，然而我们再去看别的国家，他们也在病毒爆发的时候，犯了很多错误，说明这个病毒，确实是很难对付，非常棘手。

方方主要写中国做得不好的地方，用自己的视角去关注疫情的艰难和痛苦，我们觉得这样的声音应该有，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这样的声音就是否代表了全部的中国呢？

中国用一个省包一个市驰援湖北，中国对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全部免费，中国的民族企业日夜加班改做口罩，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盖起一座座雷神山、火神山.......

这样的声音，也是中国最真实的声音。 这样世界应该有不一样的声音，但不代表只能存在方方的声音。

李劼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允许方方们写医院没有空床位，病人只能躺在走廊的地上，就不能允许别人写火神山、雷神山，应测尽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吗？

允许方方们写“物质匮乏，生活无着”，就不允许别人写小区业主搭建团购群，绞尽脑汁谋物流、保供应吗？

允许方方们写“无助的人在阳台敲锣”，就不允许别人写社区自查自纠，专门针对其他病患开始服务吗？

总之一句话，你不能只允许方方写悲惨，却不允许别人写悲壮。

所以，方方这样的声音，就能够在西方世界那里全部代表中国最真实的声音吗？

我们国家有做的好的地方，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方方光写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这样是不是有失偏颇？

一个作者，如果别有用心只写不好的地方，不写好的地方，那么我认为这样的人要么就是居心不良，要么就是愚蠢至极。

其四，方方日记不仅仅是武汉日记，也是全世界的日记。

大家先感受一段文字：

“今天纽约下起了小雨，天气阴沉的厉害，我去家附近的伍尔沃斯大楼某药店，他们恰好有N95，但是一只要35美元。

我说你们在这种时候怎么可以这样黑心？他们回答说，供应商提价，我们也只好提价。

纽约现在是在灾难之中，停尸房爆满，一家人在几天或者半个月之内全部死光，殡仪馆满地的手机没人收拾。

一位医生从纽约医院里传出来视频，满地的裹尸袋......”

以上文字，都是方方日记里节选的文字，我只是把武汉换成了美国纽约，把人民币换成了美元，违和么？完全不啊，而这，也可以是美国最真实的日记。

看到没有？方方日记描述的那些事情，在全世界都会发生，甚至都正在发生！面对疫情爆发，每个国家几乎都会发生口罩涨价、医疗资源紧缺、无辜生命逝去的事情。

所以，方方日记，不应该叫武汉独有的日记或者武汉最真实的日记，它也可以叫纽约日记，更可以叫全世界的日记。

所以，我劝方方就把这个日记就叫方方日记就行了，为什么要改成武汉日记呢？你代表不了武汉封城的那900万人呢，没有必要渲染这么多。

如果方方硬是要蹭武汉的热点，硬是觉得她日记里面的现象是中国独有的，那么我有理由怀疑她的用心。

综上几点，我重新声明一下：

1、我不觉得方方写日记有错，写日记是个人行文，但是事实未经考证，就急着以纪实日记方式出版，有没有过考量？

2、我不觉得方方不应该出版日记，但是在这档口和时间，先一步拿到美国和德国去出版，是不是太心切？

3、我也不觉得方方不应该发声，但是为什么出版前把这个日记改叫《武汉日记》，号称代表武汉最真实的声音，这样是不是不够全面？

关于方方，网上有一个高赞留言是这样说的：

疫情刚爆发，国家处理不到位的时候，她写点什么挺好的，能够让大家认清病毒的破坏力，给予重视。

但后来国家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也做的很好，她还给那描写惨兮兮的，我就开始讨厌她，国家都做成这样了，你看不见还是别有所图？

我们之前喜欢方方，是因为啄木鸟啄一棵树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但是啄木鸟光围着一个洞啄，企图把这颗树啄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讨厌她。

方方获得荣耀的代价，是把子弹打在国家的身上。

她说，我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书的出版就坍塌掉。

我也不觉得，一个强大的国家，会为了这一本书就被打倒，那未免高看了这个本书，但这并不是可以随便开枪的理由！

时代的一粒沙，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而方方的一滴墨水，撒在国家的头上就是一片大海，不说会压死或淹死，但会增添许多麻烦。

现在我们正是内外交困的时候，对内经济复苏和各项事情有很大的压力，对外局势变幻莫测，全球陷入很大的危机，现在我们可以说是走在钢丝上，要面临惊涛骇浪的考验。

不管是作家是新闻工作者，还是一个普通人，我们都应该有更大的格局和视野，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自己，还应该有整个国家的局面，国家面对的将会是什么。

以此文提醒方方和我自己，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