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哪？ 五四运动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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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这段光荣历史的见证者。

在中国的现代发展进程中，“五四运动”代表着历史的转折点，它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北京高师在这场由学生发起、工人阶级登台、波及全国各界，并具有国际影响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以敢立潮头的先锋意识、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勇于践履的实际行动，为这场运动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说起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还要提及一下民国时期的“国耻纪念日”。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接受“二十一条”，“限于5月9日晚答复同意，否则武力进攻”。5月7日和5月9日成为国耻纪念日，广大民众有举行纪念活动，以表达“对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强烈义愤”的惯例。1919年4月底，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在外交上失败、北洋政府又准备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播开来之时，“丧权辱国”的耻辱感弥漫在北京学界。5月3日，北京高师学生在风雨操场集合，对时局发表意见，讨论对策。下午，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在北大集会，呼吁全国在5月7日“国耻日”举行国民大会，表达“誓死抗争”的民意。3日晚上，北京高师工学会召集秘密会议。大家认为，5月7日举行国民大会一定会遭到政府的压制，行动应该提前；5月4日是星期日，不用停课，可以动员更多的同学参加行动，即使消息走漏，政府也来不及安排阻止和镇压。工学会主要负责人、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星夜到北大和陈锡联串联，并到工专找到了夏秀峰，接着到法专去找谢濂。不少同学连夜开始准备标语。5月3日晚,对于不少学生都是一个不眠之夜，对于提前举行抗议行动的建议，几个高校颇有不谋而合者，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5月4日的各校代表会议。5月4日上午，北京高师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当天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会议决定散发《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并提出了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口号。下午，北京高师学生由于准备充分，最早到达天安门国民大会会场，由史地部学生张润芝撰写的丈余长巨幅“挽词”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署款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北京学界同挽”，树立在金水河边，引来与会者的瞩目。

为什么同学们要求严惩曹、陆、章？

曹汝霖是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二十一条”就是他经手签订的。章宗祥任驻日公使，是出卖胶济铁路的经营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的经手人。而陆宗舆，则是1915年的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是向日本进行各种卖国性贷款的经手人。随后，游行队伍路过中华门，绕经前门楼，向东交民巷挺进，旨在向英、美、法、意等国驻华使馆提出“说帖”，表达民意。但却受到军警以及使馆区卫队、巡捕的阻拦，几经论争都无法通过。北京高师工学会的同学们高喊“到赵家楼找曹汝霖去”，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然而，赵家楼胡同狭窄，曹宅又是高墙深宅，大门紧闭，警卫把守。拥挤的队伍无法进入，随着时间持续，游行队伍已有涣散之势。这时，还是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纵身跳上大门右边高过人头的上方小窗户，守卫警察慌忙死死地拖住他的腿，同行的同学就用力掰警察的手，在一批混乱中，匡互生打破小窗，爬过窗口，跳进院子，但看到的却是多名持枪瞄准的警察。或许是慑于墙外游行队伍的声势，或许是被匡互生无所畏惧的胆气所震，他们目瞪口呆，自动放弃动武。随后又有几个同学跳入，和匡互生一起打开大门，墙外学生蜂拥而入。大家遍寻曹汝霖不得，在愤激扰攘的声潮中，工学会的同学要求烧掉卖国贼的巢穴，匡互生随即点燃手中的火柴。当晚，章宗祥却误打误撞的在曹家做客，听说火起，仓皇出逃，无意“躬逢盛会”，同学们自然没有将他放过，于是打了个头破血流。看到起火，大队军警赶到曹宅，逮捕了仍旧滞留的32名学生，其中我校学生8人，他们是：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允测、杨明轩、唐国英、王德润、初铭音。但“囚犯”此刻成了学界的英雄，各校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抗议逮捕爱国学生。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找到警察总监要求放出学生。5月7日，陈宝泉校长用了两辆汽车，接回北京高师被捕的8名学生，当汽车驶近学校大门时，早已等候在校门前的师生为8名勇士戴上红花，并将他们高高举起。

运动虽告一段落，但同学们的诉求并未满足，北洋政府也没有善罢甘休。皖系军阀段芝贵叫嚷“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曹汝霖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控告学生打人烧宅。总统徐世昌则宣称学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明令“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出走。陈宝泉与部分北京高校的校长据理陈情也不得可。这就把北京学界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北京学生分赴市内各处展开宣传，北京高师学生承担了西城和前门地区等关键部位的演讲工作，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有组织地上街演讲，遭到了军阀政府的阻挠和镇压，仅6月3日、4日两天就逮捕了近千人，其中北京高师的多达170余名。6月5日，各校学生5000多人上街，要求集体入狱，警局陷于收放不得的尴尬境地。需要提及的是北京女高师的学生，当6月3日发生大规模逮捕学生事件后，女高师的同学们联合北京15所女校的同学，于6月4日游行，组织上千名的女同学，在天安门广场汇集成队，赴新华门请愿，反对镇压爱国运动，成为中国女性运动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在北京学生的带动下，上海工人举行罢工，高潮时多达10万余人，商人也开始罢市，并迅速波及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北洋政府的统治面临失控。6月10日，北洋政府下令撤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6月28日，在全国的抗议声中，又电令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取得完全胜利。

今年是五四运动96周年，近百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继承五四精神？

北师大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见证者，对五四运动的胜利和五四精神的塑造是有贡献的。北师大人的传统和理念中有着五四运动植下的种子，北师大人今天的成绩中有着五四精神的光照和激励。五四运动高扬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旗帜，体现了青年一代心系民族安危、追求国家自强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以匡互生、杨明轩等为代表的北京高师学生，有着为信念而牺牲的志向，他们的呼声不是高调，他们的行动也不是鲁莽。北师大的风格中，更有着脚踏实地的质朴，有着锲而不舍的韧性，回顾不仅仅是为了铭记，最好的纪念是身体力行地去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