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读后感(共4篇)

第1篇：《日瓦戈医生》读后感

这是一本比我预想中更好读、也更美的书。在“禁书”的名声下，它给了我超出政治意味的惊喜。在我看来，这就是作者噙着泪、或许微笑着为日瓦戈、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本身轻轻吟唱的一首歌谣。当逃出军营、衣衫褴褛的日瓦戈在雪夜的木屋里，看着拉拉的睡颜，写下他的诗和散文时，我恍惚间便觉得，这就是作者写这本书的样子了。

虽然故事大开大合，有时代的剧变、有战争和死亡、有情爱和仇恨，但读完后我只觉得有一种几乎是冷静的宁静，我觉得自己简直像是日瓦戈父亲跳下火车后周围探头探脑的乘客，又像是日瓦戈街头暴毙的尸体旁听人谈论、不等知道结果就走了的瑞士妇人，窥探见别人的命运然后继续自己平静的生活。然而确实如此，越是在这样的动荡和苦难下，打动我的似乎越是日瓦戈和其他人们的生活本身，他们琐碎的幸福和苦恼，他们周遭的山丘和夕阳，都是比什么主义更实在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有所投影的东西，这是一种可以跨越意识形态、跨越国界文明、直古直今的感动，也许可以概括为对生活本身的感动。我喜欢日瓦戈的咆哮，“改造生活！敢说这种话的人就从未了解过生活——他们从来不曾感觉到它的呼吸、它的心跳。他们把生活看做需要他们去加工的，并因他们一摸而高贵的原料，”可是生活并非等待改造的原料，而是自我刷新、再造、蜕变的，“远非你或我的愚钝学说所能解释。”只有深知生活的美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吧。因此日瓦戈对曾经美好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感到痛心，又对破坏者对生活本身的误读和轻蔑感到愤怒，他想维护心中那方诗和艺术、想维护生活本来的模样，即使想做一个旁观者也被一次次地裹挟进时代颠簸的洪流中，他没有了归属。

林间发生的那场游击队与白军的战斗就像是这场时代洪流的缩影。日瓦戈是被裹挟着卷入红军队伍、卷入这场战斗，一如他被裹挟着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沉沉浮浮，他只是也只想做一个枪林弹雨里的看客，却不由自主地成为了矛盾体的集合。面对对面的白军，他感到本能的亲切，“他觉得好像以前在戏院中或大街上见过。他们英俊而富有表情的面孔似乎是属于他这一类的人”，他“没有来复枪，他伏在草地上给看战斗的进行，他的同情完全放在那些英雄式的、敢死的孩子身上，他全心全意希望他们胜利。他们属于那些在精神上、教育上、道德修养上以及价值上或许与他同类的家庭。”对面的白军、对面的生活和世界离草堆里狼狈不堪的日瓦戈近在咫尺，可是当然，他不能冲去投奔那个世界的怀抱，“他突然想奔到旷野中央去投降，他就能因此而解放，不过那是危险的，太危险了”，令人震悚的是，危险的原因并不只来源于身后的游击队，“他可能腹背中弹，被双方打死——游击队是惩罚他的不忠，而白军却会误会他的动机。”这句话几乎使我落泪，他似乎已经不属于这个被撕裂的时代了，在哪儿都注定是个异乡人。即使回到白军一方，他也会发现这早已与印象中的世界不同，就像雪夜出逃回到有雕像的房子对面的拉拉住处却只剩空楼的怅惘。

然而，战斗中的看客是不好当的，“当周围在作生死激战时，一个人长此冷眼旁观下去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尽忠或是保命的问题，而是“不得不服从事件的秩序，置身局外是规则所不容许的，你必须做大家正在做的事。”日瓦戈只能端起枪，勉力向树枝开火但还是打伤了他所怜爱的对面的青年人。他从头到尾都不愿站队、不愿行动，可是浪潮裹挟着他、礁石拍打着他，使他无可避免地受伤、甚至成为洪水猛兽的帮凶、最终又被浪花吞噬。

没有立场的日瓦戈成了彻底的孤家寡人，而染上主义色彩的帕沙·安季波夫（准确地说是斯特列尔尼科夫）也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拉拉注意到他曾经的丈夫，“他的面孔好像被抽象的东西爬入，他从一个活人的面孔变成了一个原则的体现、一个观念的影象”，因为“他已经把自己交给一个优越的力量，而这个力量使人愚钝、无情，并且终于不会放过他”。他俩是相似的，同样有珍重又抛却了的爱情、同样参过军、同样是在大时代中有许多身不由己的小人物。他俩又是截然不同的，日瓦戈从军中出逃，而帕沙从一开始便显现出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的积极性，不顾妻子反对参军、被俘又迅速找到新归宿。然而两人的死亡都透露着仓促的悲凉，一个是铁窗锁死的车厢上心脏的爆裂，一个是雪地里喷出的血滴形成的血球。他们像这个苦难时代里两个孪生又性格大异的胞兄胞弟，分享着隐秘的苦痛和欢欣，最终归宿般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日瓦戈和帕沙、和拉拉的际遇就像是他们那次彼此都不知晓的初遇，圣诞夜燃烧的烛火将玻璃的冰溶去一块留下一个圆圈，他们的命运也奇迹般地联结在一起。这是日瓦戈的故事，是帕沙和拉拉的故事，是冬妮娅的故事，也这个时代里许多兄弟姐妹的故事。

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迷恋书中这一段描写——“她最喜欢的颜色是紫罗兰的淡紫色，这是举行某些大典时教堂礼服的颜色，是嫩紫丁香花色，是她最好的天鹅绒衣衫颜色，也是她一套水晶酒杯的颜色。这是她快乐和她回忆的颜色，在她看来，革命前的圣女时代俄罗斯就是紫丁香色。她很乐于坐在钱柜旁边，因为散播淀粉和糖香的店中的紫罗兰色黄昏，和玻璃瓶中紫色黑醋栗焦糖，都是她喜欢的颜色。”多美啊！紫罗兰的淡紫色啊，是曾经真真切切的生活，又是现在噙着泪、或许微笑着试图抓住的无比真实的梦境。这抹淡紫色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结尾日瓦戈死去时，我十分怀疑那位穿淡紫色衣衫的妇人是否是作者有意描摹的呢？

那抹淡紫色和日瓦戈的列车相互追逐着、交错出现着，在日瓦戈倒下的地方和他打了个照面，又匆匆然地离去了。但是我情愿歌唱，歌唱一首淡紫色的歌。

第2篇：日瓦戈医生读书笔记

《日瓦戈医生》恐怕是二十世纪引起最多争议的小说之一。从它与世人见面的那天起。围绕小说和它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攻讦和赞誉都从未停止，尤其在冷战时代，这种种谤誉更因着意识形态而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世界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自由，开放和人的权利的普遍认同，使东西方的评论者能更多地从内心出发，而不是从所属的阵营、政见或肤色出发去细数二十世纪文学的苍穹。在这被仇恨和鲜血浸渍的天幕上，有些曾盛极一时的文学作品承受不住“经典”二字的千钧重量黯然陨落，而《日瓦戈医生》则安详地缀在天空的一隅，幽幽地俯视着芸芸众生。

很明显，《日瓦戈医生》对于其诞生的时代而言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小说描写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卫国战争，勾画出俄罗斯近四十五年的历史面貌，但小说所表现的却不是伟大的领袖运筹帷握，不是工农兵以“钢铁般”的意志涤荡旧制度；作者所熟悉，所挚受，所描写并让每一位读者为之掬泪的乃是一群知识分子，是他们所经历的屈辱、磨难和不公，是他们的异化蜕变和他们的黯然弃世。在这部经典巨著中，帕斯捷尔纳尔克用全部心血为苏俄知识分子唱响了一曲时代的挽歌：在无尽的暴风雪中，他们或以自己的思想为支撑寻求对现实的超越，或被时代的洪流所吞没，但他们像耶稣一样是无辜受难的，他们终将死去，但他们的灵魂终将复活。帕斯捷尔纳克眼中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狭隘的阶级概念，而是真理的发现者和传播者。虽然他们因其所生活的环境不同带有一定偏见，自身性格也不尽完美，但其心灵必定是纯洁的。他们眼中满是众生的苦难悲伤，他们的心中永远在为整个人类寻求救赎之路，并以此为自己的终极使命，甘愿付出一生去践行，但他们毕竟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面对现实的残酷，他们又分化为两种类型，有些人拼着一切去坚持理想，哪怕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那样柔弱，不堪一击，又有些人由于不同的初衷投入时代的洪流之中，希图在废墟上建立一个纯洁的理想王国。《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和安季波夫就是这两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而作者正是在对这两类知识分子形象的描摹中展开了个体对整个历史的精神批判。

《日瓦戈医生》与和她同时代的许多作品不同，她不是一曲赞歌，她既不描写知识者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改造的欢天喜地，也不希求通过抱残守缺者的毁灭而警示在体制外徘徊的人，她是一曲有着浓厚悲剧色彩的挽歌。浓重的“末日悲哀”笼罩了整部作品。“死亡”是小说中最为突出的意象。小说开篇便描写日瓦戈母亲的葬礼.无边的原野上,走着送葬的队伍，“他们走着，不停地走，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挽歌是唱给逝者，也是唱给那个时代。母亲的死使小日瓦戈失去了心灵的寄托，“仿佛他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迷了路，而突然间只剩下他孤身一人”。而另一典型形象安季波夫的父母则早就被流放，不知所终。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说，母亲代表了孕育和保护，母亲形象的消失，使俄国知识分子在生命的刚刚开始时就失去了本应有的庇护，一生的苦难不可避免地袭来。小说的其它部分中，死亡是随处可见的惯常现象，但随着现实的越发残酷，死亡也由长久的离别幻化为某种超脱和再生。这在对两个典型人物的死亡场景中得到充分体现。日瓦戈去世时，作者这样描写：“桌上放着一具棺材，它低狭的尾端像一只凿得很粗糙的独木舟”。“独木舟”立即使人联想到在大洪水中拯救人类的挪亚方舟。上帝指示纯洁的挪亚制一条方舟以得到救赎，上帝又以死亡使纯洁的日瓦戈完成超越而得到救赎。而棺木旁的鲜花“不仅怒放，散发芳香，仿佛所有的花一齐把香气放尽，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把芳香的力量馈赠给所有的人，完成某种壮举。”纯洁的死亡似乎不再那么令人恐惧，而成了通向精神永生的“壮举”。而安季波夫在长久地迷失在某种抽象的思想中之后，在瓦雷金诺妻女曾住过的房前自杀，“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楸果”。死亡又使他逃脱了束缚他的一切，回归了自然，使他由意志的象征成为自然之子。死亡，成了知识分子的再生之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似乎到了耶稣所说的“末日”，一切人间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只有死亡才能复归纯洁。

另一个贯穿全书的意象是暴风雪。日瓦戈母亲下葬的当晚，“白茫茫的风雪巨浪，一层又一层从天空不停地倾泻到地面，仿佛是一块块白色的尸布，笼罩在大地上。”此后所有的主要情节都有暴风雪出现。拉拉枪击科马罗夫斯基的圣诞夜，由莫斯科到瓦雷金诺的途中，日瓦戈从游击队逃回尤梁津，每一次暴风雪的出现，都将“末日感”进一步强化。还有一个重要意象则是狼。文学作品中的狼有些象征残忍，丑恶的凶暴力量，有些则象征被逼入绝境的绝望的心理。《日瓦戈医生》中的狼显然应属于后者。母亲去世时年幼的日瓦戈像一只小狼崽那样“跪在”母亲坟上“嗥叫”，这一令人心悸的场景暗示了主人公一生中终要一次次被生活逼上绝境。而在日瓦戈与拉拉重返瓦雷金诺，在长久的颠沛流离后找到一丝苟安于乱世的微弱希望时，野狼却立即出现，月夜下林中野狼的悲鸣，使拉拉惊恐万状，它们夜夜造访日瓦戈的小巢，仿佛特意来通知医生，在这个时代，任何希望只能是更奢侈，绝望才是现实。

暴风雪和狼等意象的反复应用，使小说的悲剧感和末日感不断强化，所有的人无助地生活在末日审判前最黑暗的年代，所有的英雄都不会长久，所有的信仰都不再可靠。而死亡的意象又使人认识到，在这惶恐之中，真正的希望不在此岸，而在彼岸；不在凄惨的生而纯洁的死。作者唱响的不是人类最后的悲歌，因为他热爱着他笔下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他自己便是日瓦戈，而他又由衷地为安季波夫式的人惋惜。现实中虽然处处找不到他们的位置，但他们纯洁的心灵又证明他们原本最有权在世界上生存。因此，作者唱响是一曲凄楚苍劲，史诗般的挽歌——祝福逝者，在上帝的国中得以复活，得到永生。

《日瓦戈医生》通篇以日瓦戈的一生命运为主轴，作者把自己的境遇和生活理想投射到日瓦戈的思想之中，而安季波夫则在许多方面成为日瓦戈的对立面，只有在将二者相互对比映衬中，才能真正领悟到作者的赞美和批判。日瓦戈出身富商家庭，幼年受到博学多识的舅舅的教导，后来生活在科洛格沃夫家中，受到完整的教育。他天资极高，对身边的人和事乃至整个时代都有完整、独立的见解。安季波夫虽然出身低微，但也聪颖好学，攻读了多门大学课程。对世界的认识虽不及日瓦戈那般深刻，却也远高于一般凡夫俗子。更重要的是，二者都不断地思索，希望找到拯救多数人的道路。在这两个方面上，日瓦戈与安季波夫拥有了可以对比分析的基础，也使读者能从适当的角度观察二者对待爱情，革命以及暴力时的不同思想和行动。

日瓦戈一生拥有两段真挚的爱情。日瓦戈对妻子托尼娅的爱不是虚伪的。从小一起成长，一起经历种种变故，托尼娅的温柔贤惠，善良正直，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使日瓦戈必须承担起爱的责任。可以想见，如果日瓦戈没有和拉拉相遇，医生夫妇也会继续平静的生活下去，在艰辛中相濡以沫，彼此忠诚。无论在日瓦戈入伍前还是从战场归来的艰苦生活中，日瓦戈都堪称热爱妻子和家庭的好丈夫。但日瓦戈毕竟是个执着的精神朝圣者。对他来说，拉拉绝不仅是作为一个情人存在，而是内心理想的化身，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寄托”。托尼娅无法代替拉拉，托尼娅代表的乃是日瓦戈对平静生活的眷恋，而拉拉则是一种象征。小说中着重写到了拉拉的一个梦境。她梦见自己“埋入地只剩左胸、左肩和右脚。她的左乳上长出一撮青草”，有评论者由此认为拉拉象征“俄罗斯文化的女神”。拉拉的形象是如此丰富，她既圣洁高贵，渴望获得独立的人格，却又失身于恶人；既无限爱恋日瓦戈又对安季波夫寄予太多希望；既有冲破世俗樊笼的勇气又最终为了女儿牺牲自己的幸福。她的每一个侧面都是清澄见底的。对日瓦戈来说，拉拉就是自然的代表，她的喜怒哀乐都发自内心，丝毫没有那个时代的人所惯有的虚伪和藻饰；她是俄罗斯原野、是漫天大雪、是残破车站旁清澈的小溪，她的心灵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因此，日瓦戈对拉拉的爱，不应简单地理解为男女相互爱慕，而应看作人对回归自然，对回归纯洁的内心世界的渴望和追求，主体心灵在这种爱恋中得到真正的肯定。在那样一个天塌地陷的年代，屠杀、流血、叛卖和绝望成为生活的主旋，人的自然本性被外在强加的某种“意志”所蒙敝，日瓦戈与拉拉相遇，两颗孤独的心终于彼此找到了存在的证明。就像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而对凶恶的异类，他们本能地拥抱在一起，互相慰籍。他们实在太孤独了，所以他们的生命力才更加顽强。这爱支撑着日瓦戈渡过一次次艰险。当日瓦戈从游击队逃出，在尤梁津拉拉家中等待她归来时，他心中满是对拉拉的期待，头脑中闪过的却是“这块大地是无与伦比、声名显赫的俄罗斯母亲，她历尽苦难，坚忍不拔，乖戾成性，喜怒无常，她受人民的爱戴，但又经受着无法预见的没完没了灾难！啊，生活多么甘美！活在世上，热爱生活是多么甜美！多么想对生活本身，对存在本身说声‘谢谢’，而且要当面这样说”。反复体味这段内心独白，我们很自然地将由“俄罗斯母亲”的描述联想到拉拉的形象，而将日瓦戈对生活本身毫无保留的爱幻化为日瓦戈对拉拉的爱。拉拉是日瓦戈的精神田园，但即使日瓦戈与拉拉住在一起时，他对托尼娅的爱也十分炽烈，“他是否看了了另一个女人而背叛了托尼娅？没有，他没看上任何一个另外的女人，他没觉得哪个女人更好。那种‘爱情自由’的思想，那些感情自主和感情需要之类的说法，对他是格格不入的。”日瓦戈的爱情的特质就是“双重的爱”，对托尼娅的爱是对现实生活的投入，对拉拉的爱则是精神与心灵对自由的充分向往和追求，是纯洁个体心灵寻求肯定的渴望。对精神与生活的双重之爱。在日瓦戈身上被融合得没有一丝造作之感。如果将日瓦戈双重之爱看作一个寓言，则可以说双重的爱象征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一生境遇：既绝对忠于精神自由的追求，又从未放弃对现实的责任。

安季波夫的爱情与日瓦戈的双重之爱是绝然不同的。无需置疑，安季波夫的心灵是纯洁的，他生长在底层社会，亲身经历——而不是像日瓦戈那样耳闻目睹——俄国劳动者的深重苦难，因此，他对既有的社会制度有更强的反抗性。安季波夫少年时就迷恋拉拉，他的读书，成材，可以说都与对拉拉的向往有密切关系：“为了这个女孩子我上了大学，又为了她当了教师，到我那时从未听说过的这个尤里金去任教。我贪婪地读了一大堆书，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以便她一旦需要我帮助时，便能对她有益，出现在她身边。”青年安季波夫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拉拉的资助，在精神上更是把拉拉作为灯塔和路标。他如此迷恋着拉拉，以至于感情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拉拉的形象在他心中已经偶像化了。他爱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女人，而是他心中规定的一个完美偶像。青年的安季波夫与青年日瓦戈不同，他虽然在学业上不断精进，知识不断扩展，但却较少着意思考终极性的问题。对这个扳道工的儿子来说，拉拉就是理想，与拉拉结合，幸福地生活下去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正是这样简单的信念，构成了他婚前生命的全部历史。日瓦戈对拉拉的爱与安季波夫对拉拉的爱的本质区别正在这里，日瓦戈爱拉拉乃是因为拉拉在他眼中代表着自然，她是偶然与必然，圣洁与恶行的融合；安季波夫爱拉拉却恰恰因为在他心中，拉拉超越了自然，超越贫民区里肮脏的小旅馆的上层社会通宵达旦的晚会。拉拉是圣洁的偶像，没有污点也决不允许有自然和生活中的一切缺陷。这个不同正是安季波夫与日瓦戈虽然同样深爱着一个女人，但在爱的驱使下的行动却截然不同深层原因。

由此不难发现，安季波夫的离家参军以及后来的思想转变都可归因到这偶像化的爱情。暴风雪之夜，拉拉赴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前与安季波夫的烛光谈话，是这段爱情变质的开始。及至新婚之夜，安季波夫“既登上了幸福的顶峰，也沉入了绝望的深渊。”登上幸福的顶峰是因为他人生的最大目标，成年以来的全部理想，对世界和生命的所有期待终于到了实现的时刻，但同时，拉拉也坦白了她失身于科马罗夫斯斯的历史。安季波夫根本无法想像，无法接受拉拉曾经“失身”的事实，那是混合了诱惑，上流社会的豪华晚会和少女的春情与蒙昧的历史，安季波夫的偶像是不允许有丝毫污点的，但现实却毫不留情地摧毁了他的偶像，人的精神支柱崩塌了：“他那疑团丛生的猜忌和拉拉的坦率承认相互交替，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而随着拉拉一次又一次的回答，他的心一次比一次下沉，仿佛跌入万丈深渊。他那遍体鳞伤的想像力已经跟不上她所吐露的新情况了。”人类一次又一次为自己寻找完美的偶像，但每一次都又在失去偶像的痛苦之中迷失自己。安季波夫的偶像从此破灭。这不仅使拉拉在他心中不再完整，更可怕是偶像的破灭使他不由得开始怀疑和否定自己过去的全部历史，曾经的坐标没有了，安季波夫再也找不到自己了：“在安季波夫的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一夜的变化更惊人。更突然的了。清早起来，他已经全然变了一个人，自己几乎都奇怪为什么人们还像过去那样称呼他。”中国有句俗语：站得高摔得狠，可以想见安季波夫那一夜的痛苦，也可以想见偶像破灭之后的创痛还远未结束。

婚后的几年中，安季波夫虽然在遥远的尤梁津与拉拉生活在一起，还有了一个女儿，但他再没有从偶像破碎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长久地认为拉拉并不是爱他，而只是在完成一种神圣的使命：“难道不知道她对他并不是爱，而是对他承担一种高尚的责任。是她自己所体现的一种英雄行为？”但这种想法只是他的自我保护，安季波夫认为拉拉把他当成孩子或在完成使命，潜意识中是因为拉拉的失身是对他的背叛。偶像不存在了，在安季波夫心中与拉拉生活在一起的理由也随之消失。因此，其实并不是拉拉对他的“态度”有什么不妥，而是安季波夫想要摆脱残破的偶像，既然过去的历史在那次刻骨铭心的谈话之后不复存在，他就必须用自己强有力的行动去冲淡对过去的追忆，书写属于自己的新的历史。但他又不愿彻底否定拉拉，因为他需要生命历程中的支点。所以，离开拉拉，自愿去参军，成了安季波夫的必然选择。可安季波夫毕竟不是日瓦戈，他需要偶像，旧的偶像破灭之后，时代又为他找到了新的偶像，他开始信奉某种社会图景和伟大的主义。而新的偶像却反过来要吞噬忠心耿耿的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对拉拉的爱终于复苏。他爱的不再是作为偶像的拉拉，而是作为人的拉拉。虽然爱的迸发只有短短一瞬，但爱的光芒足以使一切偶像都黯然失色。

如果把安季波夫的爱也化为一种模糊的寓言，则这份爱可以被看作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们和日瓦戈一样心灵纯洁高贵，但他们在现实有太多的羁绊；他们以改造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为任务，执着地以某些信念为永不改变的真理，为他们所认为的真理而生，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为“真理”做注角。但和安季波夫心中的拉拉一样，越是完美的真理越容易破碎，他们太陷入现实而太少相信自己的心灵。于是，当真理被现实证伪或反过来背叛他们时，他们猛然间失去了方向。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他们在历史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此，他们或是干脆出卖自己，说服自己继续忠于所谓的真理并迫使更多人为真理献出一切，或是在彻底绝望之后走向精神毁灭或肉体毁灭。与日百戈相比，这类知识分子缺失了对精神自由和个体价值的追求。

必须说明的是，如果日瓦戈和托尼娅、拉拉的故事发生在笔者身边，发生在现实生活之中，笔者恐怕并不能完全接受，笔者并不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婚外恋”都有什么形而上的象征意义。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氛围及道德观念中的人对同一种行为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但笔者又认为《日瓦戈医生》是一部“诗”，她比一般的文学作品更需要借助象征才能真正理解，真正体会人物的生活，理解他们的思想和爱恋。帕斯捷尔纳克首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描写这段爱情的笔触轻灵而纯洁，让我真心诚意地为之迷醉，因此，凭着笔者对永恒爱情的由衷信仰，凭着纯洁的帕斯捷尔纳克和更纯洁的日瓦戈，笔者认为作品中的爱情是具有深刻而确定的象征意义的。

将日瓦戈与安季波夫的爱情做一平行对比，从中可以提炼出两类知识分子不同的特质，而对革命、对暴力的不同认识，则能更深刻地说明他们之间不同思想和道路，作者对时代的批判也正是由此展开的。《日瓦戈医生》的立场问题曾是围绕小说的诸多论战中的核心问题，苏联当局否定它和西方阵营抬高它，都是认为它对以十月革命的为代表“革命时代”持否定态度。日瓦戈对革命的观点是相当复杂的。他在革命后天寒地冻，物质极度匮乏的时候称颂革命：“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去腐臭的旧溃疡，既简单又开门见山，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非正义作出了判决”，而他又在之后的人生中批评现实中的革命，表现出某种由衷的厌恶。日瓦戈所称诵的不是现实意义上的革命而是抽象意义上的革命，是对“既定现实的一种形而上的否定。”当他认为革命会给每个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和权利，会消除固有的偏见和不合理时，他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革命：他自愿放弃财产，为素不相识的平民挪让房间，与妻子岳父一道坚持过革命时期的困苦生活；在医生纷纷离去的情况下，自豪地去为大众服务。但革命之后长久的混乱又使他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从莫斯科到尤梁津的路途中他目睹革命者假革命的名义施行的暴行，十八个月的游击队生活中，他又看到大片俄罗斯村庄成为焦土，白军虐杀红军俘虏，红军指挥员公报私仇处死“叛徒”，他开始怀疑厌恶革命，终其一生再也没有相信过革命。而安季波夫则矢志不渝地忠于革命。得到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后，他孤身从战俘营逃回俄国参加红军，并以其卓越的军事才华为红军攻城掠地；他的装甲列车所到之处，哗变、开小差，抗税都不复存在，即使日瓦戈也认为他是“意志的完美无缺的化身。”“革命给了他思想上的武装”，即使在他被契卡逼得走投无路时，也仍然坚信革命的事业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排山倒海”；他对自己的生存绝望却对他的革命理想有无限的希望。在对暴力的看法上，日瓦戈毫无保留地反对一切具体的暴力，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杀戳。当他在游击队中时，面对冲锋的白军，他却一直瞄准一颗枯树射击。而安季波夫则是革命暴力的坚定执行者，他用火炮彻底推毁不愿上交军马的村庄，明知拉拉母女在尤梁津市内却下令炮轰尤梁津。日瓦戈对革命态度的转变，对暴力的排斥是基于他自幼形成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信仰博爱的力量，但在硝烟迷漫的时代，医生的信仰是脆弱无力的，也许对历史的发展只是神圣的装饰。真正摧毁了旧制度、改造社会的是安季波夫的革命理想。以当时的历史境况而言，这两类知识分子的思想没有高下之分，但文学的意义却在于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和超越。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跳出日瓦戈与安季波夫的时代，以二十一世纪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尝试去重新命名革命、个人价值和革命的暴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味到作者透过文本想要传达的思想真谛。

回顾上个世纪血雨腥风的革命历史，我们发现人类对于革命的想像，总是无比纯洁高贵，灿烂辉煌。人民的生存、权利、解放和幸福总被清清楚楚地写在每一次革命的旗帜上，革命因此获得了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和崇高性。但一次次起义和复仇之后，人民的生存、权利、解放和幸福又有多少得到了兑现？革命，只有革命本身才是最纯洁、最高贵的，“为了革命而革命”，革命成了一台巨型机器，它一旦被发动就再也无法停止。它所消耗的燃料不是油，而是忠于革命的人民的鲜血和尸体，这就是我们所习惯，所称诵的革命的真理。“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为了革命的成功，必须消灭一部分人”，于是，反抗红军抢走自己心爱的马的农民被消灭了；拉拉最终在不知名的集中营里蒸发了。革命一刻也不曾感到自身的矛盾和荒唐，而是按照自己的逻辑一路高歌猛进。于是，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肃反、大清洗，每一个革命进程建立的宏伟功勋背后都隐藏着千万无辜的冤魂。

人的逻辑就应当是人高于一切，任何价值都不应化约个人的价值，无论是国家、民族、共产主义还是革命。人的存在首先是个体，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活得有尊严，受到别人的尊重——这在理性的人看来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革命却常常在实际上否定这一切，它惯于规定哪些人可以得生，哪些人应被消灭。革命总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而且它是那样真诚，让大多数置身其中的人都不得不相信它，并真诚地为革命奉献自己的良知和生活。恶魔在向你行恶时总标榜自己是善的，它使你相信他摧毁你是为了拯救你，而当他说这一切时，他也是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行善的。于是，太多的恶借着善的名义得以传播，以至于安季波夫至死都坚信他是为了所爱的人行善事；于是，革命在实践层面上比教科书上记述的血腥何止千倍？革命家不能让革命的理想破灭，日瓦戈一样独立思考革命的人必须被从社会中剔除，贴上叛徒的标签；安季波夫失去利用价值后也必须为了实践革命的纯洁性而成为燔祭。真正神圣的只有革命，而在革命中获得光荣的，只有操纵这部巨型机器的人们，而原本纯洁的革命则退化成了改朝换代。

个人的权利，只有个人的权利才是真正值得永远尊重的。革命的最大不合理就是革命对个人价值的合理践踏。在那个革命的时代里，属于个人的一切都消失了，所有人都只是一个集体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别意义的编号。任何东西都是重要的，惟有人最低贱，于是，知青为捞起被洪水冲走的电线杆而淹死，于是，小姐妹为集体的羊而冻残。这样的时代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自我，他们只能像杜多罗夫那样，被冤枉关入监牢，受尽折磨反而觉得“蹲监狱使他受了教育，政治上成熟了”，像“一匹马叙述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似的一遍遍讲述自己的“成长”。个人的思想感情，个性的尊严乃至个人的存在都荡然无存了，人们用死亡率看待生命，用阶级觉悟代替亲情友情，用集体消灭个人。生活在这样时代的智者，承受了怎样的痛苦煎敖呀，他们无从逃避，因此或者像安季波夫那样陶醉于一个“大我”完全放弃自己的价值，或者像日瓦戈那样，窒息而死。但是，基于对人类进步的信念，我们有信心认为，在文明的时代，否定个性解放，无视个人价值，践踏个人尊严的政权是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的；人的自然本性虽然会暂时被皮鞭和糖果蒙敝，但人的追求自由的本能必然唤醒自己的心灵去自由地呼吸。

暴力即使以最美妙的词句修饰也仍是暴力。以血还血，血只会流得更多；以暴制暴，得胜的只是暴力；以残忍消灭残忍，其结果只能是主体所使用的手段完全覆盖了最初的目的。想用革命的暴力建立一个没有暴力、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但却使革命的暴力充溢了整个社会。以黑暗对黑暗，带不来黎明的曙光，反而使黑暗得以侵蚀自己的心灵和肉体，暴力的目的地则更加遥不可及。暴力一旦成为人民自我表达的手段，就已经面临失控了。在革命的暴力中，人民也许确实短暂地体验了反抗与复仇的快感和以暴力表达自己、证明自己的满足感，但很快人民又会为内心的恐惧感和罪恶感所俘虏，为了消除恐惧，他们不得不一次次举起屠刀，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直到被别人的暴力毁灭或因为自己的暴力冲动而发狂。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个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去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人类被释放的暴力毁灭的是人类自己，当社会失去道德和良心，成为一个大角斗场时，暴力就开始自我复制、快速传播了。对于个人而言，其结果是毁灭于“动听”的暴力，如安季波夫被迫自杀，对于社会而言，则是成千上万个集中营建立，几百万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则是彻底的毁灭。暴力，无论它的定语多么令人信服，它所宣称的目标多么令人神往，它的施行是多么“方便”、“快捷”，无论它是红色的、白色的或其它什么颜色的，它都只是暴力。暴力永远无法战胜暴力，黑暗永远无法驱走黑暗，只有博大的爱、宽容和对生命的信仰才能战胜暴力，驱走黑暗。

这里对革命、个人价值和暴力的评价是从当下的时代和认识水平出发的，却又都由作家笔下日瓦戈和安季波夫对三者的见解和行动中引申、总结出来。这并非是在空发议论，因为我们不难发现，对这三个世纪难题的认识中的每一个突破，都能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人物和他本人的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起点。而笔者在此批判、否定的革命和暴力也只是日瓦戈和安季波夫的革命和暴力，与真实的历史无涉。在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尊重成为文明社会基本准则的今天，读者不会抱怨日瓦戈的博爱精神太过柔弱，也不会诘难安季波夫的思想被异化、被控制，因为经历了太多劫难之后，人类整体的认识水平较之五六十年前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只能由衷地为帕斯捷尔纳克深遂的思想和令人叹服的远见所折服，并暗自为日瓦戈和安季波夫的时代一去不返而感到庆幸。

帕斯捷尔纳克是诚实的历史见证者，从日瓦戈和安季波夫的命运中，我们能看到俄罗斯的徘徊、冲动和希望；帕斯捷尔纳克是伟大的诗人，从日瓦戈和安季波夫的思想和行动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的迷茫、痛苦和呼告。帕斯捷尔纳克挚爱着日瓦戈，因为日瓦戈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心灵的外化，是理想的现实存在，而帕斯捷尔纳克又由衷地赞美安季波夫的卓越才华，为他的迷失而痛惜。日瓦戈的死象征他终于逃脱令他窒息的社会获得心灵的自由，安季波夫的死则体现对自然本性终将回归，人类必将重新觉醒的信念。知识分子的一曲挽歌在无垠的俄罗斯原野上悠悠地奏响。《日瓦戈医生》的巨大价值，并不止于文本中描绘出两个丰满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在于作者以小说为载体，全面抒发了对特定历史时代前瞻性的批判，在于让每个读者都不能不收起浮躁的评论，用真切的内心去理解人物，去思考历史。日瓦戈是以一颗“人类之子”的纯洁而善良的心灵去切入这段历史的，他那种真诚，那种以人类内心的爱与善为道德律令，并在此基础上探求生活道路的执着，使人深深地为之感动和震憾。文学作品真正伟大之处，不在于原样再现历史或为某种狭隘的目的服务，而在于她源自作者博大深刻的内心世界，它植根于某一历史阶段又超越所有历史界限，她使读者痛苦地反思自己继有的观念和思想，并在自我否定之中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更加靠近人类的自然本性。《日瓦戈医生》堪称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文学作品。

但是，今天的我们在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文明准则的普遍认同而沾沾自喜时，却又无奈地看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痛苦还将长久地存在下去，对人性、对人类历史的真正反思才刚刚开始。9•11事件后中国知识界的一片欢呼，连绵不断的人体炸弹和民族仇杀，以各种崇高的名义施行的暴行和压迫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人类的自我拯救还是遥遥无期。虽然如此，我仍希望从帕斯捷尔纳克忧伤的眼神中汲取力量，去相信：只有爱才是人类无上的权柄，只有自然才是人类至高的境界；没有任何一个真理必须以千万人的生命来祭，没有一种奴役是理所应当。

又一次捧起《日瓦戈医生》，我感受得到纯真生命的永恒呐喊：

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万岁。

第3篇：日瓦戈医生读后感1000字

我天性不爱平庸，喜爱冒险，越是被禁止的就越会好奇。因而拜读了——曾是苏联禁书，被封印三十年之久；即便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作者也不得不碍于局势而婉拒。直到长眠三十年后，才由他的儿子拿回这份迟来的荣誉的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所著的——《日瓦戈医生》。

该书主要讲述了俄国医生尤利·安得列耶维奇·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以及美丽的女护士拉拉之间的三角爱情故事。日瓦戈很小便被父亲遗弃。10岁丧母成了孤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拖着染症的身躯，他又带着一家人远走他乡，只为了能改变现状。可身在他乡也很落魄，仅能勉强度日。为了活命，他选择徒步走回莫斯科。不幸的是，颠沛流离地回到莫斯科，却又因心脏病发作，猝然死在人行道上。小说通过描写日瓦戈医生的个人际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表现了俄国两次革命和两次战争期间的宏大历史，以及侧面表现战争的残酷、毁灭的无情、个人的消极。

读完书后，我查阅了相关资料，知道了有一种追寻未来的精神，叫做“日瓦戈精神”，有一种生命，即使脆弱，也会掷地有声。令人欣慰又心痛的是，日瓦戈至死都没有改变对生活的向往，总是期待明天更美的太阳。即便焦虑与迷惘如影随形，他依旧表现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

因而，此书带给我最大的震撼便是：我们奋斗一生，不是为了去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被世界改变。是呀，在历史的车轮下，没有人能独立前行。我们每个人都和这个世界是共同体，而你为什么奋斗，又为什么坚持，又如何不被世界所改变呢？这个问题引人深思。

我是一个女孩子，也许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日瓦戈精神教会了我要敢于抗争。记得去年震惊世界的韩国n号房事件，3个人，N号房，74位女性受害者，26万人观看……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如同地狱般恐怖的世界。尤其是对未成年女性的性虐待，更是令人发指。诚然，骚扰、侵犯、暴力这些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与女孩子息息相关。女孩子应该是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存在呀，可是她们却被伤害了。

因而：

我希望，女孩的一生都要处于自我独立，不要被世界的恶意吞噬，永远站在世界的明亮之处，被爱抚慰着。

我希望，大众不能自觉无力发声，就蜷伏于墙角；不能看惯了恶性事件，就变得麻木不仁；世界仍有暗角的时候，我们就要追着光明跑；去重新建立这个世界的规则，维护它的美好。

我希望，男孩子们要学会尊重女性。当她们努力工作时，不打击她们的理想。当她们不穿裙子时，不嘲讽她们的取向。当她们不想结婚时，不否定她们的人生。不自以为是地怜悯女性，把她们当成弱者。因为生而为人，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不要畏惧世界的颠沛流离，即使活得沉重也要睥睨人世，即使处于黑暗也不要冷眼相争，要不紧不慢的执棋反袖，带着“日瓦戈精神”去向着光亮那方。

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心中撷满爱；

卸下所有防备自由自在，do what you wanna do。

第4篇：日瓦戈医生读后感

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外获得一片沸腾赞美的同时，在苏联国内却遭到了猛烈批判。

让此前已经因为自己这部作品身心疲惫的老人遗憾的是，这些赞美和批判，主要的均非文学性的，更多的只是政治性的。国内专业的和普通的读者们将小说在国外的发表和获奖视作“国际反动派一次挑衅性的出击”；批判小说作者“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其行为是“对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进步事业的背叛”；甚至谩骂作者“政治上和道德上堕落”，“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一些激情的“革命群众”在帕氏住所周围举着标语牌游行，叫骂着“犹大，滚出苏联”，用石块砸碎帕氏家的窗玻璃。

同时，西方一些以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评论家将小说赞誉为“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将帕氏获奖称为“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的伟大事件之一”。

对于压根儿未曾读过该小说哪怕片言只语的国内读者的谩骂（此时，名声在外的《日瓦戈医生》尚未在苏联国内出版），帕氏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同样，对于国外那些政治性远远强于文学性的高声喝彩，帕氏也只能报以苦笑：“他们只是从七百多页书中仅仅引用了那么三页。”

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小说主人公日瓦戈医生所要表达的，恰是一名普通俄国知识分子对于强者们掀起的一次次不同颜色政治狂潮的厌恶和回避，对于政治狂热者们以其真诚信仰的形形色色“伟大目标”为旗帜的群体运动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性破坏的谴责。日瓦戈医生或帕氏们心灵孜孜追求的，是普希金在《奥涅金的旅行》中所向往的：“我现在的理想是有位女主人，我的愿望是安静，再加一锅菜汤，锅要大的。”他们渴望生活其中的社会能够“以善为善”、“以善引导向善”；他们醉心于对于“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美，质朴的美”的探索和追问。让他们感到压迫和恐惧的，他们极力厌恶、躲闪的，则是老辣的政客们和不成熟的政治狂热者们雄心勃勃的、被当做激情工具的政治狂想，“天地间那些琐细的争执，重新瓜分世界之类，对不起，这完全不是我们的事情”。

这是追求心灵宁静、渴望享受平凡生活美丽的俄国普通知识分子、一切普通知识分子在这个任由强势政治势力逐鹿蹂躏的社会上无奈却执着的灵魂追求。

但是，像日瓦戈医生那样的俄国普通知识分子尽管心灵深处深深向往平凡生活的宁静，对于沙皇专制政权强加给他们的身心折磨，他们充满着较一般民众更加刻骨铭心的深恶痛绝，他们较一般民众更加渴望、更能理解社会变革包括政治革命对于大众福祉的意义。“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一下子就把这多少年来发臭的烂疮切除了，一下子就把千百年来人们顶礼膜拜的、奉若神明的不合理制度判处死刑。这种无所畏惧的、讲求彻底的精神，是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这是来自普希金那种毫无杂念的光明磊落和托尔斯泰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从日瓦戈医生与其岳父——一位博学的老学者、旧贵族的这段对话中，不难阅读出处于革命与战争环境中的日瓦戈医生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微妙态度。这种态度和心路历程，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如出一辙地重演着。

然而，与所谓红色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心路历程不同，瓦戈医生尽管一度对革命充满激动肯定，但他终究未能从“幼稚的民粹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而“成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或任何颜色的革命家。相反，他终生保持在自己那种“不成熟”的、对平凡生活之美的思考和迷惘状态，即便将其在碱水酸水中泡上十遍八遍，他也不会成熟起来，他也不会成长为像拉莉萨的丈夫那样历经磨难修成正果的坚定革命者、事实上的被革命异化者。拉莉萨那个有多个化名的革命家丈夫的信仰是真诚的，他相信自己找到了人类生存的本质意义和人类理性追求的目标，并在为此奋斗的革命活动中变得坚强坚定。这种坚强坚定往往被认同为人生的成熟和信仰的执着。然而，恰是这种所谓的成熟和执着，使一个个信仰者成为偏执的、对他人和社会产生强大控制力和杀伤力的恐怖分子。

应该为日瓦戈医生庆幸。他未能“成长成熟”起来，他一直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的人存在——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被外物异化者，多出了一个正常人，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啊！

这段对话暴露出，日瓦戈医生之所以激动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是因其将革命的精神驱动力理解为“俄罗斯民族固有的无所畏惧的、讲求彻底的精神”，理解为“来自普希金那种毫无杂念的光明磊落和托尔斯泰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遗憾的是，革命不是这般面目，革命未能满足日瓦戈医生的自作多情。

其实，从这段对话以及日瓦戈医生接下来的思索中，已足以猜测出他此后的种种遭遇。“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要建立新世界，开创新纪元，他一定要求首先清出相应的地基，他会等待着旧的世纪先结束；他在动手创建新世界之前，先要左顾右盼，要求这个条件，要求那个条件。可是现在，您瞧，一下子就行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是历史的奇迹。”“不用事先选择良辰吉日，而是碰到什么日子算什么日子，就在电车在城里来来回回跑得最紧张的时候开始。这是最了不起的，只有最伟大的事业才这样不讲究方式和时间。”

帕氏或日瓦戈医生尽管在赞叹中似乎不认同老一套的建立新世界新纪元那种讲求条件、讲求左顾右盼、讲求良辰吉日的方式，但纵览其一生的言行，他们心灵深处恰是如此这般传统秩序和规则的坚持者，是理性的条件论和环境论者。这种表面保守消极的精神，恰恰是与每一次激进却庸俗实用的革命相对立的理想主义精神和高贵气质。即便革命这个词汇并非帕氏所厌恶的，那也只是人类心灵的革命，以善引导向善的道德的革命，以每个人都能够平凡诗意地栖居在和谐安宁世界为一次享受过程的革命。于是，其在社会革命和变革环境中的灾难早已被天性注定。

当一些政治势力囿于政治意识形态目的将《日瓦戈医生》作为批判的武器时，他们其实已经成为帕氏人生理念的反动，已经成为帕氏所要极力逃避、躲闪以及憎恶的那种破坏了平凡生活之美和心灵宁静的强大势力。心灵中存有安宁和谐追求的知识分子追求安宁和谐而不得，他们一定渴望改变；当政治势力以此为借口和工具唆使甚至诱拐人们投身政治运动，他们已经成为渴望宁静和谐的人们的敌人和摧残者。

不妨设想一下：当那些被另一种颜色的政治意识形态左右着的政治狂热者、帕氏赞美者持戈矛背火枪走上街头发动了一场革命并获得胜利，作为胜利者，再次阅读帕氏笔下关于革命动荡和战争破坏性的描写，不知他们该对帕氏如何重新评价？当我们为一个世纪前帕氏对于革命和战争残酷的描写高声叫好时，为何还要在今天欢呼强势集团发动的一场场杀伤力更大的现代化战争呢？而且这些战争就在眼前血淋淋地上演着。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相对蒙昧时代的残酷革命和战争固然是破坏性的，发生在今天相对文明时代的流血革命和战争，不管它们被染上何种颜色，都注定更加罪不可恕！

无法理性的人生如此吊诡！

另一种颜色的政权新主是否会在改朝换代后，以与其曾经的革命对象相同的手段对待帕氏呢？

肯定的！投掷石块者和顶礼膜拜者总是同一群人。中外历史为此做了冰冷的注脚，人类文明史正是在那些坚持人生真善美追求、不识时务、永远都无法“成熟成长起来”的思想家们的血泊中艰难前进的，在任何颜色的政治革命和政治变革者眼中，他们注定只能作为革命和变革的对立物、批判对象，以消极保守、落后腐朽的面目艰难存活，在来自左右的双重打压下，用鲜血为人类谱写一曲曲壮美的生命哀歌。这些处处被逐的“丧家之犬”，才是人类各个族群中最伟大的探索者。

今天中国社会中那些将帕氏作为反意识形态勇敢战士的帕氏崇拜者其实未曾读懂帕氏，迟早有一天，他们中间那些能够回归灵魂宁静的思考者将发现，他们因需要而崇拜的偶像会让他们尴尬、惭愧。

“啊！有时候多么不想听这种毫无趣味、毫无意义的人类的高谈阔论，沉醉于似乎默默无语的大自然中，沉醉于不声不响的、艰苦的、长时间的顽强劳动中，沉醉于静静的、香甜的梦境中，沉醉于美妙的音乐和因为心灵充实而无言可说的、轻轻的心灵接触时的宁静境界。”

在帕氏那里，任何强势角逐的理论都毫无价值，只有生活之树常青：他所孜孜以求的，是人类在平凡生活中的和谐相处，共享美好生活，而非将人群分为白色或红色、先进或落后、保守或激进。帕氏嘲笑，政治狂热者头头是道的理论体系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心灵的空虚、对平凡生活之美感受的天分缺失。人们生活其间的社会，因为颜色不同但均标榜自己“灿烂辉煌伟大”的辞藻而变得空洞和令人讨厌。

正像卡尔·波普尔质疑某些主义为人类设计了终极奋斗目标从而有绑架、胁迫人类的嫌疑一样，帕氏也从不赞同任何一种为人类设计终极奋斗目标的政治理想。在他看来，人类没有终极目标，人类生活之美，在于用宁静的心灵享受平凡生活的这一天、这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