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共4篇)

第1篇：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吴晓波。吴晓波是个名人，就不浪费笔墨介绍了，感兴趣的总能找到丰富的资料。不过，眼神不好的我，刚开始把吴晓波看成王小波了，罪过，罪过！

从古至今，治理国家，必然和经济管理联系在一起。经济宽裕，国家自然富强，人们安居乐业；经济低迷，则要么被外人欺辱，要么国人揭竿而起，后果都不妙。一句话，没有钱，不好办事。

个人看来，《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还是值得一读的，读完之后，你至少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经济管理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书中，各朝各代的经济管理者各展所长，在历史舞台上或长袖善舞，或执刀前行，无论他们的结局如何，我对这群为理想而奋战的人们表示尊敬。

书读完了，没觉得有成就感，反而有点沮丧。因为越读，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不知道的太多。比如我对这本书里面的很多名词就不懂：青苗法，均输法，井田制等等，之后还是查百度才明白些许；还有书中许多对中国经济史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以前对他们的了解或仅限于名字，或存在误解，比如王安石，宋子文。怪不得萧伯纳说：好书读得越多，就越让人感到无知。

当然，书，只要去读，就会有收获。如果加上一点自己的思考，得到的就会更多。

中国古代的经济管理，明清以前，我感觉一直在重农和重商中徘徊。一段时间重农轻商，一段时间是重商轻农，特别是在朝代更迭的时候容易发生改变。本末倒置这个词中，本为农业，末为商业，所以处理本、末的关系，是各个时期经济改革家门首要的任务。商鞅是重农的，桑弘羊是重商的，到了汉武帝，又开始重农了。而到了宋朝，朝廷的控制力弱，商业高度发达。明清时期，因为稻与棉的技术成熟，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稳定的自我循环封闭式农业社会，缺少了和外界的联系，错过了发展的时机。

看现有的经济管理方法，很多都是古人用过的。比如现代专营制度，便始于商鞅的盐铁专营。烟草行业最挣钱，由国家专营；石油、通信、电力、食盐也都是的；不过食盐的专营制度2014年11月已经废除。还有国有企业，古代已经有了，比如宋代，政府就控制了茶、盐、酒、醋等利润丰厚的关键性行业，这就是国营；而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利润少，不易监管的行业，开放给民间经营，这就是民营。这种商业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引出了两个新名词——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

这本书对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及现代经济管理情况进行了简单地描述。陈毅任上海市长时与投机分子的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桑弘羊和王安石给我的印象更深刻——虽然他们的方法类似，但陈毅市长的故事更生动。

还有一个感受：在经济管理这个领域，法家似乎更有用武之地。

总体来说，这是一本概括性较强的书，时间跨度比较大，又限于篇幅所限，人物的立体感不够强，有的部分让人读得不过瘾，所以，想有一本新书来弥补我心中的这个遗憾。

第2篇：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2000字

吴晓波的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经推出便获奖无数，好评如潮，最近偶得，如获至宝。全书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坦陈变革的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深入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闭环逻辑和规律。内容实有借鉴意义，且发人深省，确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好书。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说，如果在300年后再看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几十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将被颠倒过来，第三流事件是冷战的结束，第二流事件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而第一重要的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提出，中国经济三大特征是伟大、非计划和意外性，认为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中国经济仍将以这种意外性继续发展下去。

可见，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精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一件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情，既然重要且看不懂，那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必将成为西方世界一个一以贯之的心结。而吴晓波先生的这本书，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视角，回溯到我们自己的历史的源头和深处，以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什么东西导致了我们现有的经济状态，以及中国式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

该书认为，中国一直以来且必将坚持下去的文化内核是“大一统”。经历历代王朝的演变，中国上上下下都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就是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中国人最害怕、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而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大一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历代统治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具备卓越的智慧。

吴晓波在书中提出了两个研究工具对中国历代经济变革进行观察和分析。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发生在历史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博弈的结果；其次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四大基本制度，大一统的中央政权要想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模式、全民思想控制、社会精英聚集和宏观经济制度模式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众多制度创新均围绕着这四大基本制度展开，在工业文明之前，它们分别呈现为郡县制度、独尊儒术、科举制度和国有专营。

全书从春秋的管仲变法开始直至十八大召开共用12章的篇幅，以时间为轴，重构了历代变法全貌。我们在书中可以见识到自由主义市场大师外加凯恩斯主义鼻祖的“穿越人”——管仲，如何在放活微观（降低关税，破除贸易壁垒）和管控宏观（盐铁专营，税收创新）上大显身手；体会到“商鞅变法”所开创的郡县制、户籍制和土地私有化的不世之功；理解汉武帝和桑弘羊如何通过“独尊儒术”、“推恩令”、“平准”、“均输”和“五铢钱”施行历史上第一次政治配套体制改革，最终打造成了中国式帝国模板，但又在自己的暮年发布轮台罪己诏，坦诚自己政策失败；也会搞明白在历史大势的分合数百年之后，刘晏如何复活桑弘羊之政将垂死的大唐王朝从坠落的边缘拉回来，理想主义的“王安石变法”如何走向惨烈失败，如何使得后来的统治者彻底放弃体制内创新，将中国带进闭关锁国的死胡同的；也会最终理解从“洋务运动”到“四万亿”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六次“国进民退”的因果关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始终处在“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历史的闭环之中。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81年的2月，汉帝国的朝堂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一方是6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极力反对国营化的大儒，另一方则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在这场辩论中，大儒们慷慨陈词痛批国营化政策“与民争利”、“官商勾结”、“权贵经济”的弊端，但并未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桑弘羊则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的政策，战争开支从哪里出？国家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如何破？这场辩论的内容，被编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中国经济政策为维护大一统而自然形成的制度性闭环从中可见一斑。

返回现在，大家可能会认为如今中国经济体量已如此之大，经济和产业结构以及外部环境已非古代农耕社会可比，再说这些两千年前的道理又能有多少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应清楚的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不也在经历着从联产承包和集体经济的增量改革（放）——88年的物价闯关（乱）——94年配套体制改革（收）——98年的“三驾马车”（国企复苏）——08年的四万亿（第六次国进民退）——2015年的国企混改和全民创业（再放）的历史循环？所以说，如果我们搞不清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经济这一循环，就无法弄明白中国经济从何而来又要向何而去。

读完这本书，我们至少会搞明白两件事：第一，最近30多年的中国崛起只是两千年中国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第二，中国经济现存的“国有经济”、“土地财政”、“金融业市场化滞后”等所谓“结构性缺陷”，与其说是现有制度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一个“建设性结果”。

按照吴晓波的结论，中国式的改革在可见的未来，将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民主。而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在中国都如同一盏大红灯笼上的配饰，而非光亮本身。

俾斯麦说，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航船，而“时间”在谁一边，谁就必将崛起。毫无疑问，中国正处在自己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就在眼前，另一方面“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正等着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实现。

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基因突变”式的解决之道。吴晓波并没有在书中提出跳出这一闭环的方法，但闭环的逻辑，显然不能成为我们裹足不前、投鼠忌器的理由。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迎难而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中国梦”为奋斗目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有理由相信，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终究有一天我们不会再为“闭环”所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会实现！

第3篇：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800字

“你们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从此世界的时钟再次从西方摆向东方，从五千年的历史来看，有4500年的时间，世界的时钟都在东方，只要办好我们自己的事，中国的崛起已是历史潮流。中国的崛起这一事实，最困难的不是预测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科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克鲁格曼则预言正在崩溃。这样的两极分化不但没有消解中国经济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显得更加迷人。吴晓波通过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规律和逻辑。这也是熊彼特的通过理论、统计和历史来进行经济研究的重要方式。

本书从管仲、商鞅、汉武帝等一直讲到了改革开放，历代经济改革其实一直都在围绕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开放与封闭、国有与民营这几个主题展开的。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天然、终极性诉求，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另外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统一的维持。中国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种国家治理逻辑显然与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理，存在内在的冲突性。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历史学家傅斯年曾给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中国只要有70年的稳定期，必定大繁荣，“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无不是两三代人的事情。但是改革过程中，历朝历代都经历着“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往往是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这一失失衡的原因就是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很多人觉得中国近代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实际上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甚至和美国的起步，基本上是同步的。所以文化、制度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历代经济改革的历史来看，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权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得失，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关键性因素。

第4篇：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

读完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仍然是心绪难平。让我想起了曾在朋友圈写过的一句话：历史就是一个无限循环小数。当你看不懂今日中国的经济现状时，不妨跟随吴教授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顺流而下，穿越历史的三峡，去看看中国经济变革的发展史。

书的开头提出一个问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国的大势，还是天下的大势？东西方历史何时分流、区别点在哪里？有一个精准的答案就是：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而这两个字的后面还站着三个怪物：集权、独裁、专制。大一统的文化心理和政治格局，贯穿了中华千年，并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和当今的政治经济形态。马克思曾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基础是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的，而政治、文化这些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的。

这本书讲述了中国历史的九个经济改革的案例，而在每一个案例中，都能够看到我们所熟悉的经济现象和治理措施。我且将这些案例作一概述。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经济变革，他们灵活运用价格手段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实行盐铁专营，垄断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同时鼓励消费，修筑宫室，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对外以商止战，和平称霸。战国商鞅变法用“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将秦国变成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军爵制度打破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与隋唐的“科举制度”一起打开了文人武士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郡县管理模式一直沿用到今天。商鞅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治国理念受到了毛泽东的推崇，在很多时期都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态。汉初文景之治轻傜薄税，修养生息，国库丰盈，却也导致了地方势力庞大，中央集权旁落。到汉武帝时期，统一思想独尊儒术，对外大动兵戈扩张版图，桑弘羊变法均输平准，实行统购统销物价管制，权贵经济形成。同时国营化增加的财政收入，大量用于军费开支，致使民怨愤起，武帝晚年黯然罪己。新朝王莽围绕财政、货币和土地三大核心课题开展社会主义改革，试图实现均贫富，鲁莽激进，失败告终。唐朝李世民“小政府、大社会”，轻税简政，加大对外贸易，营造了空前的盛唐气象。晚唐刘晏重启桑弘羊措施，却无法挽回败局。北宋王安石大刀阔斧地对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进行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实行强悍的国家主义。以清官之身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并被蔡京等后来者推向极致，导致北宋灭亡。与王安石同时期，欧洲开始出现自治城市、自由人、自由的大学和自由的思想，世界时间的钟摆开始由东向西摆动。长达500年的明清时期经济停滞，治国者们以“铁桶阵”对外闭关锁国，以“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水稻”和“棉花”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国民性都造成重大不可逆的影响。直到现在，桃花源式的“男耕女织”仍然是我们很多人心中的“唯美主义”。这一稳定状态被鸦片战争打破，洋务运动是晚清内外交困时无奈之举，变革轰轰烈烈却无法扶大厦于将倾。国民党政府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连续失误，同时在土地改革的无所作为，使其最终输给共产党。建国初期陈云在上海整肃经济取得成功，全国逐渐建立起封闭、垂直的计划经济模式，国家以无处不在“看得见的手”调动经济的每一个细胞。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经济彻底紊乱，到1976年前，中国与世界基本绝缘。1978年总设计师启动改革开放，放权让利，经济全面复苏，增长迅猛。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面目全非，许多坚硬的东西被打破，利益格局出现变化，历史上的景象再度重现，即权威旁落，中央财政窘迫。1991年朱镕基出任副总理，随即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以其霹雳手段整顿经济秩序，实行分税制，启动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98年他当选总理，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以“投资、出口、消费”的三驾马车，将中国经济拉出泥潭。之后又率领中国加WTO。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向垄断上游产业，国有资本阔步前行，民营资本遭受排挤，分税制使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金作为主要财源，房价水涨船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是又一次的“国进民退”，致货币严重超发，通货膨胀压力增大。201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此时全球经济低迷，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共识缺乏、公平危机等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在“历史的三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

这本书从春秋时期一直写到2013年。作者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经济犹如一条大船，行驶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左岸是“稳定压倒一切”的集权，右岸是“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分权。太集权会造成创新不足，经济低效，太放权又会使权威旁落，还会加大贫富悬殊。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点，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来未曾稍改。

读书的过程是思想激荡的过程。我不由得被那些改革家的魄力而折服，为他们付出的代价而叹息，商鞅被车裂，满门抄斩，王莽被流寇杀头，王安石黯然离场……他们或是为了强国，或是为了富民，或是想挽狂澜于既倒，或是想扶大厦于将倾，无论成功与否，都值得我们致以遥远的温情与敬意。至于成效，正如作者所说的：“任何制度如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机制，其最终的形成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

读书的过程也是回忆的过程。80年代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拿着粮票、肉票、布票排队买粮、买肉、扯布，批个条子买回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制，下岗再就业成为热词。当我读到这一段时，脑海里浮现的是那个纺织女工卖早点的公益广告，还有刘欢的《从头再来》。正如书中所说的，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是“在经济复苏和物质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可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在经济改革的战车中，有的人搭上了顺风车，有的人却做了铺路石。

从作者写这本书到现在又过了五年。这五年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不断为中国经济注入新鲜活力。互联网产业迅速发展，电子商务蓬勃崛起，同时也迎来了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的自媒体时代。技术带来的破壁效应，促进了传统行业的再造，如金融领域，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对传统银行的颠覆，政府的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金融管制壁垒打破，民营银行正再度回归中国经济舞台。

“读史使人明智”，纵观中国数千年的经济发展道路，形成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深刻理解。未来中国必然还要经历更多的经济变革，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将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将个人目标融入国家任务，就会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洪流，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就不再遥远，中国经济的这艘巨轮将在历史的三峡中长风破浪奋勇前行。（霍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