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读后感(共3篇)

第1篇：跌荡一百年读书笔记

吴晓波是个悲天悯人，胸怀自由的作家，透过《跌荡一百年》与《激荡三十年》编年体式的叙述，他对百年中国的企业史进行了史诗般的宏观描摹和显微镜似的微观透视，掩卷沉思，让人感悟良多。

一、门外的陌生人

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序言中，吴晓波引用了诗人North Island的《青灯》，他写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热爱的国家遗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这群熟悉的陌生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郑观应，有张謇、荣家兄弟、更有孔宋家族之流，这群前进路上不断离去的企业家们，代表着中国民族商业阶级进行国营与私营、自强与沉沦、奉献与掠夺的轮番尝试和反复牺牲。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他们宛如家门外熟悉的陌生人，叙述着当年的筚路蓝缕与硝烟四起，提醒着我们思考21世纪里经济新常态下，不要忘了关于道路与制度的思考。

回望四十年，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2018年11月，No.1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对“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进行了公开驳斥。这可以视作是对百年以来的商业先行者们经验的总结与争议的定论吧。

今天，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飞速发展给予了我们四个自信的基础，但关于如何协调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如何提高国有企事业单位效率，如何更加高效的发挥国有经济特别是大型国企的经济压舱石作用这些问题仍留待我们优化答案。我以为，充分认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更加坚定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应该是门外那群熟悉的陌生人想告诉我们的吧。

二、大变局中的弄潮儿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

1911年春，17岁的湖南韶山冲农村青年Chairman_Mao赴省城长沙求学，临行前写下此《赠父诗》。48年后，他再回韶山时，已然是新中国的国家领袖。

大变局中，将时光轴再前推半个世纪。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21岁的李鸿章在安徽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生，奉父命北上，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此时的他写下了“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自勉诗句。当年的豪情壮语如今已化为沥沥文字，昭人心魄。从企业编年史的角度，通过唯物辩证方法论，我们仍可以看到大变局中这些时代的弄潮儿忠于信仰的品性。

忠诚是李鸿章饱蘸一生血泪写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的家国感慨，是郑观应“初则学商战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的救时揭要，也是张謇“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的奉献品格。这些先行者们，或忠于自己的家国情怀，或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或忠于自己的人格品信，不盲从，敢践行。在书中，作者评价张謇等新生企业家阶层时讲到，他们因自己的事业而形成了一股特别的力量，在有些时候，竟让人觉得他们也许是真正勇敢的人。

做一个真正勇敢的弄潮儿，却是世上最难不过的事了。

三、企业史中的坚持与改革

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

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认为，自然是天道的特性，而万物变化又是自然的特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整部近现代中国企业发展史就是一部坚持与改革的史诗。

读完整个系列，我愈加相信自己是没有能力和水平去对整个宏大的中国近现代企业史进行肆意妄为、蜻蜓点水式的评判。透过书中的这些先贤事迹、企业经营的硝烟过往，让我对唯物辩证法中的坚持与改变有了更加深刻的领悟。

坚持，是对个人成长方面的认识。詹天佑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由中央政府送美留学的公派留学生，幼年离家，远行万里，海外求学。追至郑观应、盛宣怀等，均是少年离家闯荡。不懈的坚持，曲线救国也好，峰回路转也罢，克服困难去完成，才是关键。其实我看来，无论是职业经理人还是商业的先锋，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发展，成功的秘诀不过两个字-“坚持”。

改革，是对组织管理方面的认识。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运动发展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不管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金融市场，还是简单到街口菜场的猪肉价格，都是在瞬息变化的。明清以来的封建中央政府失去了变革的勇气，闭关锁国五百年导致近代国运尽失，生灵涂炭。今天，回顾40年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我们感受最深的无疑是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和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与成就，正是一个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过程。但通观40年来的发展，需要变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变，中美贸易战中短板行业的状况需要变，三农问题发展滞后的局面需要变，我党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变等等。改变这些需要变的东西，又必须坚持一些“不变”：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信念不能变，对进一步深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方向不能变等等。

具体到当前的工作实践中，无论是“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的发展重心，还是“普惠金融、住房租赁、金融科技”的战略规划，不变的是我们员工齐心协力，对内提高员工幸福感，对外提高风险管控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在此基础上，再细化到个人，我想就是要服从自己内心最坚定的目标，高度执行，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在恰当的时候做自己不后悔的事情，敢于去坚持和改革。

读一本好书，就如同与一个哲人对话。感谢这本好书和书写它的人，感谢这本书中记录的那些人、那些事。

忆古思今，当以百年照前路，砥砺前行吧。

第2篇：跌荡一百年读后感1500字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却一直缺少商业文化。

在封建社会时期，普通百姓被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商即商人，小到来往叫卖的小贩，大到富可敌国的商贾，都属于这一类。但即便地位最没落的“士族”都可以在富可敌国的商贾面前可以趾高气昂，这就是古代社会“士”与“商”之间身份的差距。

商人在古代中国，如同“隐身”一族：商人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更不可以为官，不可以穿丝绸衣服，也不许乘车骑马、持有武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一方面重商言利、锱铢必较，一方面却保持着精神的洁癖，提到商人就是“无奸不商”“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样贬义的词汇。商业文化，缺少必要的土壤。

事实上，中国商人所遭受的苦难一点都不比文人少，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贡献也不绝比政治家少。在吴晓波所著《跌荡一百年》一书中，一代船王卢作孚在抗战期间是救国会重庆分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都印上了“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为报效国家，对日作战中，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卢作孚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在指挥运输的一个多月里，日夜不眠的卢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而在战时的大后方，华侨富商们孤悬海外、尚不为政府所控制，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发动商人捐献了一批药品和医用器材运到延安，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军民，后来又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集美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等校和厦门大学。再如李鸿章在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在诸多领域都开中国历史之先河，如在中国第一次引入股份制，创办了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次收购外商资产……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汉阳造”步枪从辛亥革命一直用到了抗美援朝。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

中国并不缺少商业精神，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商业传统在支撑着社会的发展和延续。往来叫卖、走街串巷的商人对货币流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甚至民族融合都起着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陈嘉庚、卢作孚、张之洞等巨商的商业王国对国家的军事、教育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不幸的是，即使历史上曾有古齐国的鱼盐之富，陶朱公的积资巨万，及至近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状元张骞的经商还是菊生的印书，他们在力行“实业救国”，但这些都未能成为历史的主角，很少有人在笔墨间谈及他们在百年社会动荡中的遭际。中国的商人成了一个“下落不明”的隐身的阶层。

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一书，重新梳理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百余年的中国企业史。这个一百年，封建灭亡，共和缔造，外敌入侵，近代商业的萌芽破土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但正如他本人在序言中所说：“这个漫长的写作计划，只是为了和遗忘对抗。”这本书最大的作用也是他的写作初衷，就是给那些创造了中国商业进步的人们一个公道。

改革开放至今，社会环境剧烈变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伴随着互联网行业的进步，网络经济也应运而生。商人的地位和作用逐渐被认同，他们不再是被隐身的一族，而是被冠以企业家的称号走到台前。2018是改革开放40周年，当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公示名单，名单中共计有21位企业家代表，数字经济的创新者马云、“互联网+”行动的探索者马化腾、注重企业管理创新的优秀企业家张瑞敏等人均榜上有名。他们不再是隐身的一族，而是和袁隆平、邹碧华、申纪兰等人一样位列榜单。

对于民营经济，习近平总书记说：“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对于国有企业，他又说：“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不仅仅对于商业和商人，对于每一个普通人，现在都是一个更好的时代，更适合干事创业的时代。我们要感恩于这个时代，珍惜和平安宁的大环境、经济发展的好氛围、社会进步的好势头，以己之力在推动企业发展、管理提效中出力出彩。

第3篇：跌荡一百年读后感

从1938年抗战一直描述到了1977年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前后39年，中间的中国命途多舛，先是外患后是内忧，这近40年来，没有一刻消停过。民营工商业也是起起伏伏，40年的后半段，更是近乎消失。

一、民营工商业像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38年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炮火的硝烟也就让他熄灭了不到一年，一年后迅速恢复，并带来了一些行业利润的暴增。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民营工商业被打压十年，也没有完全消失，依然存在，当管制稍微一放松，就如星星之火燎原大地。参照历史规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导致的经济减速，也会在很快的速度内得以复苏，特别是某一些行业将面临新机遇。民营工商业体量大，对税收也会有积少成多的成效。

二、货币是兵家必争之地。汪蒋在1941年春天发动的银行互杀案，就是为了争夺货币发行权。美国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后与石油挂钩，都是主宰了货币发行权，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去剥削其他国家的剩余价值。货币又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目前的美国就是在透支国家信用，美元可能在近些年里，应该会经历一次大动荡。

三、国共管控通胀。国民党管控通胀失败的原因是管制有力而供应不足，共产党管控通胀，不仅在管制上下狠手，在供应上也是举全国之力，除了银圆大战因为增加供应比较困难直接采用了军事管制外，纱布大战和粮食大战，都是通过增加供应打赢的。赣州2020年新冠肺炎防疫期间，对米粮的管制就在供应上不曾出现短缺，在对猪肉的管控上，不仅从多环节控制价格，还采用了购买国外冻猪肉来解决供应的问题，口罩也是类似，但口罩的供应完全是企业化的增加供应，只是因为原材料的问题，出现了一定的紧张。

四、国共成败，关键在蒋个人不行。当时中国的才识之人，皆在国民党，华侨援助也以国民党为主，军事力量很强大，人才齐备，但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上却一团糟，症结应该就在蒋个人身上。一是人才问题，改革的推动，一定要有人才，而且要有大才，但都被孔宋所压制，坏在蒋太信孔宋；二是后面本可补救，但蒋不够改革的狠心，齐恒公不支持管仲，管仲也变不了法，定会被百官弄死，蒋还因为宋庆龄的原因，放过了对扬子公司的整治。而毛主席在处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时候，却没有像蒋一样，听别人求情，而放弃了整治，与蒋判若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