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方》的读后感大全(精选3篇)
读方方武汉日记有感
读方方武汉日记有感
最近针对方方日记的围剿日益加剧，有网友给我发来方方三大硬伤，或者说是三大罪状。
方方日记结束了，时间会给一个公正的评价。就朋友们所说的三大罪状，帽子够大，我先纠正一个错别字，是“恕”不是“怒”。中国人更强调忠恕之道，而不是怒气冲天。有话好好说，我不妨再啰嗦几句。
第一，日记应该记载亲眼看见的东西、亲自做过的事。
在封城的日子里，方方拿起笔写每天的见闻。那时候鬼才知道方方写的是什么。每日都记一点，这就成了“日记”。因为是方方写的日记，这就成了“方方日记”，所以这个日记与我们寻常日记是不一样的。
寻常日记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自参与的事件，但方方隔离在家，她记录的只能是一个封城老人家的见闻，这些见闻汇集起来，也能让我们窥见武汉当时的一些情况。
有人说方方不该写，最起码去做一个志愿者，才有资格写。你让一个65岁退休有病的老太太去做志愿者，这不是添乱是什么？方方本来就是一介书生，书生最大本领就是写写字，凭什么不让她写呢？
特殊时期，这个日记的缺点就是只能听朋友说。好在著名作家朋友圈够强大，三教九流的人都有，而且都不是泛泛而交，这正是方方日记的源头活水。如果仅仅是一个作家到处乱跑，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说不定记录的东西反而有限，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现在普遍拿来攻击方方的是殡仪馆的手机照片，认为是方方编造。方方日记里确实写道，殡仪馆里的有很多无主人的手机。但她说得很清楚，是听医生朋友所说，并非她亲眼所见，况且她编造这个谎言没有任何价值。
当时防治疫情传染，病患家人不允许见面，病人死了直接拉到殡仪馆火化，全国各地还有大量殡仪馆人员去援助，可见当时武汉的惨烈。手机的锂电池不能燃烧，只能拿出来，大量手机被丢弃不是没有可能的。二湘公众号不插图片，所以方方日记中也没出现殡仪馆手机图片，某些人把一张到处流传的手机图片安放在方方头上指责她并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疫情初期谣言满天飞，到今天哪些是谣言，哪些是真相仍不可分辨，谁对初期疫情承担责任迄今还在互相推诿，你让一个隔离在家的老太太对自己写的每一句话负责考证，这也太过分了吧。
方方有写日记的权利，也有写日记的自由，把方方日记当成信史或者当成狗屁，那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和认定，本质上与方方无关。方方日记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很正常。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李医生也告诫我们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连环球胡锡进都主张“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其他人还是洗洗睡吧。
第二，自己攻击特权但自身又享受特权。
方方让辅警小肖送自己侄女去机场，这被看成方方日记最大的硬伤，也是被对方狠狠抓住的把柄，并借此宣传方方反特权只是反别人特权但自己却享受特权。老百姓对特权的仇恨无以复加，对两面人的鄙视也是无以复加，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只要和特权和两面人挂上钩，无不身败名裂，灰飞烟灭，所以某些人这一招确实很厉害。
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前提如果错了，一切都不存在。
首先，方方的侄女是新加坡国籍，并非中国公民。她之所以能前往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和我国政府商定1月31号晚新加坡包机撤侨，并非借助方方特权才有机会在封城之下前往新加坡。
其次，方方让辅警小肖帮忙送她侄女不是利用特权，而是朋友的帮助。一个文联退休的老太太有啥权势？她能给一个辅警什么实在的好处？无非是一个作家，有点名气，还有一些读者朋友而已。方方让肖警官帮助，既不是下命令，也不是用公共权力做交换，就是纯粹的私人帮忙。方方之所以详细记述这件事，也就是对肖警官表示感谢，有谁享受特权之后还昭告天下生怕别人不知道的？
再次，姑妈对侄女的爱是人之常情。侄女的父亲年岁大了开不了车，武汉也打不到车。在这种情况下，方方作为姑妈，为侄女想办法是不是人之常情？换位思考，如果是你的侄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你愿不愿帮自己侄女想想办法？如果方方不给侄女想办法，她在我心里反而大打折扣，我会断定她对苍生的关爱是假的，因为她连自己的侄女都不关爱。
但另外一个问题来了，方方朋友很多，她为何请肖警官帮忙。我猜想，这里方方或许有点考量，可能觉得肖警官更懂得如何协调通行，这可能就是某些人认为的特权吧。
但一个辅警的特权能有多大呢？况且肖警官开的是私家车，方方侄女又是两国政府商定的撤侨人员，需要当晚紧急辙离，并不违反封城规定，辅警身份只是使路途更顺利而已。这就是一大帮人@各个部门要追查和严惩肖警官，但人家至今还在岗位上努力工作不受影响的原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欲加之罪毕竟是加的罪、假的罪，所以无法给人治罪。
第三，选择抹黑和负能量，只为增加阅读量和人气。
方方日记何以如此风行，这个原因连方方自己也莫名惊诧。在我看来，方方日记絮絮叨叨，写的是身边人周边事，后期通过记者、医生朋友和志愿者写疫情进展和病患救治情况，表达的基本都是个体感受，但这些个体感受因为契合了疫情中的大众感受，孤立的个人经验因此变成普遍的共同经验。让很多封闭的个体认出了同类，获得了心理上的归属感。
在封城的枯寂之中，他们恍然发现，自己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自己的痛苦和挣扎是共通的，是可以被分担和理解的。因为能够被分担和理解，似乎也能被共同承担，在这种转移中自身的痛苦和焦虑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稀释和缓解。这也许是大家追读方方日记的原因。
结果就是方方被期待被追捧被塑造，但这不是方方的追求，起码不是她最初的追求，这只是意外的奖赏。毕竟在当时情况下，千钧一发，生死未卜，一个65岁生死未卜的老人还在乎什么名利吗？老实说，和方方相比，我还不算太老，但在疫情到来的初期，我已然万念俱灰，觉得能安全活下来就谢天谢地了。
说什么抹黑和负能量，闭上眼睛就看不到人间惨剧了？掩耳盗铃铃就不响了？真实的东西怎么就抹黑了？批评并非总是负能量，一味歌功颂德才是绝对的负能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喜鹊对树木的作用我们看不到，啄木鸟的价值倒是有目共睹。
有人说，疫情期间最重要的是凝聚人心，鼓足士气，气可鼓不可泄，方方老是说问题，让武汉甚至全国人民泄气了，这话乍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方方常常在给大众鼓气和希望，否则不可能出现数千万人不睡觉等着看日记的盛况。谁说方方不会赞美？她对医护人员的赞美不遗余力，一直到今天她还在为牺牲的医生讨一个公道，她只是不习惯赞美权贵。
但方方确实显得不知足，常常解决了一个问题，她又提出新问题，她的问题实在有点多。不过扪心自问，方方哪一个问题不是民众想要解决的问题？她哪一次不是在为民众鼓与呼？我敢说，方方可能有不少敌人，但未必有多少私敌。
前两天德国默克尔罕见发表电视讲话，在疫情期间，她不但不鼓士气，居然危言耸听：60%至70%的德国人将感染致命的新冠病毒。这老太太真疯了，不但告诫有一大半人感染，还着重强调“致命的”。直接把德国人吓得屁滚尿流，但德国人没有一个人责骂她。把歌功颂德留给后人，当下我们最需要的还是批评，凡事往坏处想。忧患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六神说，想要看岁月静好的人，不要看方方日记，一个作家不可能给我们摇篮曲。
当年我们文坛也曾出现过“歌德和缺德”之争，最后上层一锤定音。我们文化方针向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争艳处处春！
读方方《软埋》有感
我们不是一路人读方方《软埋》有感
文 / 燎原
这几天，一直怀着压抑的心情阅读一本小说，方方的《软埋》，昨天终于把它翻阅完后，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用怎样的方式记录下我这段阅读感受，思忖良久。
那是一段有关当年土改的故事，那段故事也许被很多人忘记，因为教科书中没有将那段历史一帧一帧地记录下来，甚至对大多数的人而言，那也许只是他们一场“翻身仗”的转折。但是，也许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那段故事成了一群人被刻入骨髓的痛彻，他们的骨子里、血肉中，埋藏了历史所带去的屈辱，留下了随其一生的自卑。
我想起了上学期我所写的关于《半夜鸡叫》和《改造》的读后感，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所有不符合不正派反革命反社会的，无疑被立为了改造对象，在那个疯狂改造教育的年代，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着风云巨变。总之，不同年代的地主形象是不大相同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地主也是经过包装和塑造的，甚至现实生活里我们所接触到的曾经的地主也各不相同，时代的发展下，他们都被改造，也终将被改造”。
“他们都被改造，也终将被改造”，这句话或许就是《软埋》中陆胡两家“树倒”的判决词。
《软埋》的故事从一个失忆的老女人讲起，永谷河没有带走她的命，但是却带走了她的记忆。陆胡两家的所有过往，爹娘哥哥的惨死，陆家大院中一座座软埋的土包，不知所踪的儿子“汀子”，这一切都成为了她的头疼。吴医生与儿子青林是她的新生活，随着青林的长大成材，她也渐渐年迈，新别墅带给她的刺激，且忍庐、三知堂、谢朓的竹诗、鬼谷子下山图，这些，即是她成为植物人的刺激点，也是青林后来想要追溯历史的关键，构成了一阴一阳的呼应。只是历史有了刻意又无意的掩埋，而丁子桃（胡黛云）也在经过“十八层地狱”后向她的土改经历回归，终于想起所有，一声“我不要软埋”后，清醒即死亡，一切消散。
陆家和胡家做错了什么吗？有的，即使他们剿匪有功，即使他们表现出的是那样的支持政府的决定，但是，他们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对土地的牢牢把控，他们富足的生活，这些都是埋在农民、佃户心中的刺，农民对翻身的渴望，对土地深沉的、浓烈的甚至接近执念的热爱让地主们走向“终将被改造”的命运。
陆家的软埋，是金点的缘故吗？不尽是，若非黛云多嘴吐出当年两家人的恩怨，金点也不会就此离开陆家，后来凶狠反咬陆家。那是因为黛云的错吗？也不尽是，两家恩怨本就是存在的。说到底，无法追根溯源，毕竟，这不完全是两家人的事，因为不能抽离背景。
背景。几亿农民最深切的愿望是不被剥削，执掌政权者希望耕者有其田，但所有人忽略了人性和现实的复杂，对所有地主一棍子打死的同时，一再满足农民阶级超越界线的诉求。土改在混乱的争斗与戕害中不断升级，人命抵不上欲望，也敌不过私心。川东大地上这一场骇人的改造，留下了太多沉重悲惨的记忆。
方方在小说后记中写到:我的这部小说，只是想通过人的命运或那些导致命运转折的细微事件。来提醒人们，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有的人选择忘记。有的人选择记录。
小说中软埋的陆家人，失忆的丁子桃，日记本中要求儿子“忘记过去”的吴家名，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选择忘记，忘记那所谓的地主与翻身农民不是一路人，忘记那段“软埋史”。小说中的龙忠勇想做一个记录者，事实上，方方也想通过《软埋》做一个记录者。
可惜，如今《软埋》成了“禁书”，原因是受到政治打压，也不知是真是假了，这两天在网上确也找不到任何《软埋》的销售，但无论如何，《软埋》一书，提醒着我们。要去辩证地看待历史，不要忘记，同时，历史需要真相。
方方日记是小问题，方方背后的土壤才是大问题
方方日记是小问题，方方背后的土壤才是大问题
原创 赵皓阳
最近一个月以来，几乎每天都有粉丝私信我，让我说一说方方日记的问题。之前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这是她个人的事情她自己想写，有的人愿意看就支持她，有的人不愿意看就批评她。批评她的人比支持她的人多，就说明大多数人民做出了选择。人民群众已经讨论的很透彻了，我再逼逼两句也没有什么意义，顶多批判一下作协制度。但是，方方日记在外国出版，这就不是她个人的问题了，这件事情就必须要谈一谈了。
方方日记3月24日完结，4月7日英文版在亚马逊上线，紧随其后上线的还有德文版，这背后的“美国速度”令人震惊。两天后著名作家郑渊洁发微博，不是暗示而是“明示”了这一问题“英文版《穿风衣的猫》竟然用了两年多时间……翻译完成后，还要经过出版社十几道工序把关完善，还要校对，设计版式和封面，选纸印刷等等等等”。方方日记能够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出版，必定有一个能够协调统一所有模块的背后力量做推手，让互补协统的各个部分一路绿灯。
为什么说方方日记出版了外文版，就不是她自己的问题了？方方微博下面有一条热评说得很好：很多年过去，我们这些真正经历的人都不在了，方方的日记还在，再很多年后日记就成了历史。日记里看不到基层工作人员的努力，看不到政府的政策，看不到医护人员的视死如归个人奉献自我牺牲，看不到普罗大众的坚持与鲜活，也看不到整个国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洋溢着的面对疫情必胜的信念。这才是最可悲的。
还有一条热评更加言简意赅：武汉原本是悲壮，在她笔下却只有悲惨。
一直关注我的读者肯定知道，我第二本书正在线上付费连载，因为纸质书的出版遇到了重重困难。第一家出版社鸽了我之后，也正跟几家出版方继续谈，他们都或多或少的要求删减书中的一部分内容，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认为我的书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没有什么需要删减的内容。这时候通过热心读者的牵线，一位台湾省的出版商人拐了几个弯联系到我，甚至都没找我要书稿，就非常热情的表示他可以负责我的书在台湾出版。
台湾省的书商积极的向我宣传了以下内容：第一，他们的“繁体字版”除了台湾外还可以无阻碍的远销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日韩这些国家和地区，就连欧美唐人街的书店都有他这里进货的渠道，这个大市场并不输于大陆市场，不用担心“繁体字”书籍没有销路。第二，他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渠道从台湾“返销”至大陆，各大城市的先锋书店和数量众多的淘宝店都是他们的渠道，所以不用担心我的粉丝在大陆买不到我的书。
我甚至连0.1秒的思考都不需要就拒绝了这位台湾书商，我并不是用恶意去揣测他，只是单纯的觉得“不合适”。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的书写的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没必要去台湾出个“繁体字版”“曲线救国”。我反对大陆出版方对我书籍内容的删减要求，同时我认为首先去台湾出版“不合适”，这二者并不矛盾。
这位台湾书商非常和蔼友善，跟他交流真的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算没有在出版方面的合作我也愿意跟他做朋友。后来稍微熟点之后我也跟他表示了你连书稿都没看就拍着胸脯说出版没问题，让我有所保留。他略微生气的责怪了我，说他自己是看在朋友用心推荐的份上，所以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下来，我反而去质疑他的动机。当然，这件事情就算我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但我依然认为首先在台湾出版是非常“不合适”的。如果我的书在大陆顺利出版，之后随便他翻译成一百种语言卖到世界各地我都无所谓，越多我还越高兴，但是不能本末倒置。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为什么是“不合适”的。我很喜欢在YouTube网站观看视频，比国内的视频网站用户体验真的好很多。YouTube是一个基于用户观赏习惯而推送内容的网站，比如我喜欢看中文类、资讯类、纪录片类，它就会不断在首页推送相关内容。疫情期间也自然的更多关注了很多我国疫情的资讯，但是，YouTube上绝大多数繁体字资讯都是粪坑，不是恶意造谣就是断章取义的抹黑，把中国渲染成一个被病毒攻陷的人间地狱。每次推送这些内容我都会手动点击“不感兴趣”来表明态度，但是不管怎么点击，首页推送里永远会掺杂着几个轮子媒体、谣棍媒体的恶臭视频，就像蟑螂一样杀不干、除不尽。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YouTube的视频流推荐分两条腿走路：一条是机器算法，另一条是编辑推荐。YouTube的中文板块运营，已经被“港台孽子”和“香蕉人汉奸”所占领了，所以他们会无脑的给一切抹黑中国、攻击中国人民、污蔑大陆制度的内容加权重，对于说中国好话的、展现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精神的视频就暗戳戳的降权、减少曝光甚至屏蔽。所以无论我怎么点击“不感兴趣”，首页上总能刷到这类视频。这就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而方方的日记如此迅速的在国外出版，毫无疑问也是被“人为选择”的结果。自疫情爆发以来，西方媒体有说过中国好话吗？有报道过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吗？有夸赞过不畏牺牲冲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生吗？没有。他们是带着有色眼镜在“人为选择”，他们的目的一定是通过贬低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来证明自己的优越与正确。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不是一句空话。自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以来，发达国家也一直通过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文化与意识形态入侵来完成对世界的吸血。这是沃勒斯坦的理论：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差距放到全球视角来看，因为发达国家内部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的程度，远远低于世界范围内富国剥削穷国的程度。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输出，就是配合富国对穷国的剥削，以期在穷国内培养一批认同“新殖民主义”价值观的代理人。无论是YouTube上有选择的推荐视频、西方媒体有选择的报道“真相”，还是西方出版商有选择的出版了方方日记，无非都是这一大体系下的各种细节表现而已。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避嫌这种事情我都懂，我都觉得“不合适”，方方作为一个正儿八经体制内吃皇粮的作协主席，她能不懂吗？要么傻、要么坏，她自己认领一个吧，无论认领哪一个，都是我们需要批判的。
我们不是拒绝所有的“批评”，但是正常的“批评”和“别有用心的批评”是两码事。正常的批评是想让你变得更好，“别有用心的批评”是想搞垮你，然后从中渔利。咱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希望国家更好从而自己的日子也蒸蒸日上呢？无论批评还是反对“别有用心的批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更好”这个目标。
厨子有几道菜不好吃，我们希望厨子能改善一下菜品，改良一下技术，这是正常的批评；厨子做饭不好吃，就有一群人话里话外暗示要把饭店砸了、把菜谱烧了、把厨子赶跑，再请来隔壁饭店的经理和厨子，中餐改西餐，这是“别有用心的批评”。
“别有用心的批评”的有两大特点。第一是选择性眼瞎：厨子虽然有几道菜做的不精致，但是分量大、用料足、出锅快，能让一众食客填饱肚子，但是有人就盯着做的不好的几道菜做文章，夸大问题严重性，说什么盐放少啦辣椒放多啦营养失衡啦是厨子故意想害顾客啦。第二是惯例性双标：一遍给自己的厨子扣大帽子，一遍无脑吹隔壁西餐厅的厨子，既不考虑西餐的口味符合符合本地食客，也从来对西餐厨子经常烤焦牛排闭口不谈。
正常的批评希望厨子把菜越做越好；别有用心的批评永远都想着换饭店，而且他们绝对不会告诉顾客们：如果我们砸了旧的换新饭店，中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要饿肚子；西餐厅开张了之后要涨价一倍。他更不会告诉顾客们，西餐厅开张之后他就成了新的waiter，开始管所有顾客收小费了这是优良的西餐传统。
疫情爆发以来我写的批评湖北当地政府、批评红十字会、批评对一线人员补贴问题的文章不下几万字，为什么我的读者不觉得我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歌颂疫情中英勇无畏的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劳心劳力的基层干部，众志成城的武汉市民，甚至温暖人心的快递员外卖员的文字更多。就是上文所说，我的文章写的光明正大，批评也讲究有理有据，欢迎在历史记录里查阅我的文章，不怕给大家看。
这时候需要重温一下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太经典了，常读常新：
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人民团结，使人民进步，使人民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毛主席继续指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暴徒”之类的描写。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鲁迅先生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鲁迅，《坟》）
再回到本文的题目方方背后的土壤。上面分析的是其中之一，帝国主义；还有之二，官僚主义。
方方的问题啊，还真就是个“体制问题”。她作为一个我们纳税人养的正厅级干部，正儿八经的吃皇粮的作协领导，在这个时候不去创作一些“使人民团结，使人民进步，使人民同心同德、向前奋斗”的内容，反而创作一些“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小资产阶级作品。在广受人民批评的同时不去反省自己，反而爽快的同意在国外出版，给国外反华势力递了刀子。我们的作协用纳税人的钱养了一群这样的东西，这是不是我们作协的体制出了问题？
此外，还需要更深一步的反思，我们的外宣工作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只能靠外交部发言人的输出来传达中国声音？为什么我们只能靠着“今日俄罗斯”友情帮说几句好话？为什么我们的媒体除了擅长吹哨之外干啥都很菜？外国人能够为所欲为选择《方方日记》作为刀枪，但是真正展示中国的声音和真相没有传递出去、中国人民的伟大抗疫战斗没有广泛的宣传，这也是个应该反思的问题吧？这也是方方之流可以为所欲为的土壤吧？
官僚主义，讲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宣这种工作是费力不讨好、跟领导“政绩”不挂钩的，自然也没人太上心去做。国家确实有这块经费，但是往往是领导老婆注册一个皮包公司，请几个实习大学生发发帖，在境外注册个网站，名字加上“中国”“新闻”这类特别唬人的名字，在定期谷歌机翻国内新闻，这经费就骗到手了。等到了这次疫情我们被西方媒体集中抹黑，再去“医头医脚”，哪还来得及呢？
方方本人不过是个典型的旧文人士大夫，封建余孽。就跟明末那帮东林党们很像：一边享受着“体制”的红利，一边靠骂朝廷搏一个“清名”，反正好事都得让他们占了。朝廷出了什么错是一定要上书痛骂的，不骂对不起我文人的情怀；但是要给朝廷做什么事我是一定不能做的，毕竟“水太冷”“头太凉”。说白了就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一边体制的好处不能放手，一边在野的好名声不能丢。真有骨气先把特权带来的红利扔了呗？那可不行，那是朝廷“与民争利”，一定要上书痛骂一番。
在新社会，这些旧文人士大夫就以“公知”的面目示人。有些傻缺给方方洗地还想蹭鲁迅先生的热度，殊不知鲁迅先生生前最反对的就是这群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鲁迅全集》和《鲁迅杂文集》这些合集，是什么样的文章占据了鲁迅先生创作最大的比例呢？是论战文与御用文人、封建士大夫、“公知”们的论战文。鲁迅先生批判过的知名的文人包括但并不限于梁实秋、陈西滢、林语堂、叶灵凤、徐志摩、高长虹、周作人、胡适、施蛰存、张资平等，而那些不知名的御用文人、恶臭的封建遗老更是数不胜数。
这里可以简述几次鲁迅先生的“知名论战”。比如与“学衡派”的论战（其代表人物是著名“国学大师”吴宓），鲁迅先生称这些封建士大夫“据我看来，实不过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豪光”。鲁迅尤其看不惯这些“国学大师”们对传统文化故弄玄虚他认为如歌、诗、词、曲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财富，而这些大师们却把他们“越做越难懂”、“越做越古”，故意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特权：“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吧，《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文艺书简》，《鲁迅文集》第二十四卷）
鲁迅先生也撰文批判了这群道貌岸然的“特殊知识阶级”这个词本身是现代评论派的自称，鲁迅就用这个名词来反讽，说明本质上来讲他们与诉求特权的封建士大夫阶级并无根本上的差异。鲁迅先生在《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这篇文章中指出，当今中国有军阀、有政客还有“第三股势力”，就是这群要“诛心”的士大夫们“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徐志摩随即发文反唇相讥：“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一种话语权特权阶级的优越感跃然纸上。
从此以后，徐志摩等人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正人君子”据北大的钱理群教授统计，这个专属名词在鲁迅先生的杂文里出现了59次。他老人家还写过一首滑稽的白话诗《我失恋了》，据说也是来嘲讽徐志摩“无病呻吟”的现代诗的。之后他们你来我往论战无数，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就是要说明，鲁迅先生的根本立场与观点，是与封建士大夫、“民国大师”、“才子佳人”、“特殊知识分子”截然相反的。他站在的，永远是人民的这一边。
在《这样的战士》这篇文章中，鲁迅记载了自己是怎样战斗的：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这样的战士”，就是鲁迅先生自己；所谓“无物之阵”“杀人不见血”，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士大夫们的“诛心”。我们看看鲁迅先生罗列的这些名词“慈善家，学者，雅人，君子”“学问，道德，民意，逻辑，公义”这些特征不就是当今的公知么？正如我们前文所说，“公知”的本质就是这些士大夫。也就是1949年革命成功了，三座大山被推翻，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了，旧的士大夫们成了“在野党”，所以看起来公知在批判，鲁迅先生也在批判。单从根源上来讲他们是南辕北辙：鲁迅先生永远站在人民这一边，而公知们则是为了他们失去的特权而哀嚎。鲁迅先生要活在当下，也是见了公知骂公知，见了乡贤骂乡贤，见了买办骂买办，至于那些认美国当爹的，更是会按在地上摩擦。
所以说阶级分析法，才是最有效、最直至核心的分析法。通过阶级立场我们就能看到，鲁迅先生非但不是“公知”，而是“公知”们最大的敌人。鲁迅先生批判了一辈子“正人君子”“特殊知识阶级”，苦口婆心地想把破除“精神奴役”的屠龙术传给人民。若身后看到他与那些士大夫们相提并论，把他的《狂人日记》用来给《方方日记》洗地，怕是要气活过来。
所以我们的本文的结论也呼之欲出：方方背后的土壤既有帝国主义，又有官僚主义，她本人还带有着鲜明的封建余孽特征，三座大山，齐活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