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巴黎圣母院》有感

读《巴黎圣母院》有感

互联网真的很好。这不，在我捧着这本李玉民翻译的纸质本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细细地阅读时，可以同时坐在电脑跟前，通过键盘上的方向键，参考从网上下载的、陈宗宝翻译的同名电子书这种“悦读”的美好感觉，非亲历者是不会知晓的。

除了书名和作者维克多·雨果的姓名之外，几乎每一页都有不同之处，这就给了我们对两个版本进行比较和玩味的大空间。例如，在“勘定本说明”中，维克多·雨果写了这么一段话：“也许另外有些读者，觉得研究一下本书蕴藏的美学和哲学思想，并不是无益的，情愿在阅读《巴黎圣母院》时，透过小说去探求小说的弦外之音，情愿通过诗人如是的创作，去寻求史学家的体系、艺术家的宗旨”（见陈宗宝译本）。

而李玉民译本是这么表述的：“然而，另外一些读者认为，探究本书中蕴藏的美学哲学思想，不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在阅读《巴黎圣母院》的过程中，饶有兴趣地透过小说，探求小说之外的东西”；“领悟历史学家的体系、艺术家的宗旨。”

再如，在1831年版的“序”中，雨果写了这么一段话：“在这墙上写下这个字的人，几个世纪前便从人间消失了，这个字也从教堂墙壁上消失了，也许亦即将从地面上消失了。”（见陈宗宝译本）。

而李玉民译本是这么表述的：“在石壁（上）写下这个词的人，几百年前就消逝了，历经几代人，这个词也从大教堂的墙壁上消逝了，就连这座大教堂，恐怕不久也要从地球上消逝。”（见第5页）

显而易见，陈宗宝译本中遗漏了7个字：“就连这座大教堂”，使得句子读起来不顺畅。

如果将《巴黎圣母院》喻为一首“悲怆奏鸣曲”，那么，弦外之音就是两个字：焦虑。焦虑，是古今中外大文豪的“通病”和心结，也就是忧国忧民。焦虑，不是一般的焦急、忧愁、疑虑，而是一种近乎病态的失常情绪。心存焦虑而不进行倾诉、发泄，那是很危险的，不仅对工作对学习不利，而且对健康乃至生存都非常有害。雨果用他手中的笔，一发而不可收地进行了发泄，于是，就有了这部脍炙人口的《巴黎圣母院》。

1830年7月，法国发生了“七月革命”，封建的波旁王朝被推翻了。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七月革命之后，“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所谓金融集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94页）“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无耻生活，同时人民却要为起码的生计而斗争！”（同上，第397页）第二年即1831年，雨果完成了《巴黎圣母院》。当它正要印刷时，雨果发现一只装着3个章节书稿的材料袋失踪了。怎么办？要么重写，要么舍弃；如果补写这3章，还不如另写一部小说来得痛快；遗失的部分并没有影响故事情节，读者也不会察觉。雨果最后决定：照样付印。一年后，那个材料袋找到了，那3章文字复归原位，于是雨果为这个“勘定本”写了很重要的“说明”。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巴黎圣母院》是一部完整的小说，发行于1832年10月，雨果当时正好30岁。

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浪漫的民族（不久前，法国总统的夫人卡拉·布鲁尼1993年拍摄的裸照被公开拍卖成功，就是一个最新的证据），而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维克多·雨果自然在其一生中演绎了不少浪漫的情节。不过，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在设置故事情节时，却在“浪漫”的氛围掩盖下，处处寄托了“现实”的寓意和写实的情愫。不然的话，他何以要在“说明”中郑重其事地提出“美学和哲学思想”和“弦外之音”呢？原先的“序”中，这些句子是没有的；不然的话，雨果何以要在“说明”中，大谈特谈保护古老建筑呢？很显然，雨果是注意到了前几版《巴黎圣母院》发行后，相当多的读者和评论家只是沉浸在“故事”中，沉浸在“人物”中，沉浸在“弦内”，而没有透过小说，感受到作者对“命运”这个命题的焦虑。

据雨果说，他是看到钟楼墙上的希腊字母“命运”，才萌发了写这部小说的意念。我们宁可信其有，完全相信雨果的话。那么，这“命运”归谁所有呢？换句话说，是谁的“命运”让雨果用36万字的篇幅来写这个悲剧呢？

首先，是以艾丝梅拉达、卡西莫多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人的命运，牵动了雨果的心。为了使读者对这两个人物有不可磨灭的印象，雨果设计了反差强烈的体貌特征：一个美丽绝伦，一个丑陋无比。尤其令人叫绝的是，雨果让他们“不是冤家不聚头”：开头是艾丝梅拉达被卡西莫多劫持，中间是两人多次互相救助，结尾是卡西莫多抱着艾丝梅拉达的尸体殉情（其中也有自责的意思：卡西莫多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好艾丝梅拉达，导致其被杀害）。如果让我写这个故事，那么一定会在艾丝梅拉达与母亲团聚后就戛然而止的。我不忍心将这么美丽善良痴情的姑娘“送”上绞架。当然，我也深知美学原理中有一条：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正是悲剧感动人、激励人的力量所在。而雨果正是悲剧创作大师，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更加成熟，更加有力量。

其次，雨果关注圣母院等古老建筑的命运。他在“勘定本说明”中义愤填膺地写道：“最近把巴黎大主教府拆除了，这座建筑格调平庸，拆了也就罢了，可是那班专以拆毁为能事的建筑师不问青红皂白，把十四世纪遗留下来的主教府这一稀世古迹，也连同大主教府一齐拆毁了。他们良莠不分，统统拔除了事。”除此以外，雨果在小说的第三卷用整整一卷（2.7万字）的篇幅，讲述教堂和钟楼的历史和被破坏的现状；他“站出来维护我们的古老建筑艺术，高声揭露种种亵渎、毁坏、玷辱这种艺术的行径。”这卷内容，虽然稍嫌冗长，确实不如故事情节精彩和耐读（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未满30岁的作家写出的作品，没有稚嫩的痕迹和十全十美），但是，字里行间所展示的赤子之心和焦虑情绪，不能不令人感动。我感到，小说中“关注人”和“关注古建筑”，是两条平行线，同时推进的。雨果充分利用了讲故事的机会，竭力宣传“坚持不懈地保护我们的古迹”的理念。不久前，上海的外白渡桥被整体迁移送去大修了。有些人想不通，觉得应该将它淘汰（毕竟使用100多年了），依上海的造桥技术，建一座比它更漂亮的根本不在话下。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如果从保护历史遗迹、历史遗产、保存古老建筑的视角出发看待它，那么，市政府的决定无疑是最妥当的。正如雨果在书中告诫的那样：“我们在企盼新建筑物出现的同时，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保护古建筑物。”

第三，副主教克洛德的命运，让雨果百般忧虑。按照一般的说法，这个克洛德是一个反面人物，不值得给予丝毫的同情。然而，我在细细地分析了他的行为轨迹和思想脉络后，对他表示理解和同情1，他收卡西莫多为义子，把他抚养大，帮他找了一份工作（敲钟）；这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善良、有仁爱之心的人。2，他爱艾丝梅拉达。3，由于爱艾丝梅拉达而变成了精神病患者。古希腊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说得对：“爱是一种精神疾患，没有好的治疗方法。”（见《牛津格言集》第193页）在克洛德身上，这一精神疾患表现得尤为强烈。我把它叫做“性欲强迫症”。雨果写道：“他一向不近女色……洁身自好达到不近情理的程度”。那么，他变化的原因何在呢？一句话：艾丝梅拉达出现了，将他的情欲唤醒了。你看，为了得到艾丝梅拉达，他先是教唆卡西莫多去劫持她；继而在艾丝梅拉达与巴黎军警的卫队长弗比斯约会的房间里，当艾丝梅拉达抑制不住对弗比斯的狂热准备向他献身时，克洛德在背后用刀子刺伤了这个情敌，并且吻了吓昏了的艾丝梅拉达；他还一次次地去骚扰艾丝梅拉达，要她和自己私奔。他的逻辑是，除了他，“谁也休想得到她！”特别是，当他看到法庭为了让艾丝梅拉达承认是她刀刺弗比斯而对她刑讯逼供时，他竟然自虐。雨果这样写道：

“……我没有预料到会动用酷刑！……听我说，我跟着你走进了刑讯室。看见你被扒去衣服，施刑吏那双卑鄙下流的手在你半裸的身体上摸来摸去。我看见你的脚，这只我宁愿以一个帝国换取一吻并死去的脚，这只我觉得头颅被踩扁也其乐无穷的脚，我看见它被紧紧套在那可怕的铁鞋里，它可以把一个活人的肢体变成血酱肉泥。啊！悲惨的人！当我看见这一切时，我用藏在道袍下面的一把匕首割自己的胸膛。听到你一声惨叫，我把匕首插入我的肉体里；听到你第二声惨叫，匕首刺进我的心窝里！你看，我想伤口还在流血。”他掀开道袍。果然他的胸膛好像被老虎利爪抓破了一般，侧边有一道相当大的伤口，尚未愈合。（见第八卷第四章）

试问：当一个男人为了得到一个女人的爱，而不惜用匕首割自己的胸膛时，这个男人是不是疯了？是不是有病？是不是应该由他的同事或者朋友最好是亲属陪着，到精神病医院去看急诊呢？很遗憾，没有人意识到克洛德得病了（雨果是否意识到呢？我没有证据，不敢妄言），当时又没有什么精神病医院；只能由着他被卡西莫多推下钟楼，活活摔死。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前几年读到《上海文学》杂志里的一篇小说。它说的是一个村干部，因为没有完成村民的嘱托，跋山涉水地赶回某地某棵树下，把自己吊死了。当时感到诧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事情并没有到非死不可的地步嘛。现在我明白了：他是精神崩溃了，难以自拔了，而旁边又没人帮他梳理、听他倾诉，心里的疙瘩（自责）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由此可见，精神疾患（无论它的诱因是性、爱、恨，或者其他什么）是非常可怕的，是要死人的，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的！

雨果为了向读者证实他对克洛德命运的关注，不惜花上大量的笔墨来刻画这个人物。他一次次地让克洛德向艾丝梅拉达倾诉爱、乞求爱。仅仅在第八卷第四章，就用了5000多字来描述这样的场景（见第287-295页）。文学创作中有一个规律：当作者连篇累牍地描写某个人物时，就说明此人必定是作品的灵魂之所在和作者的精神之寄托。圣母院离得开宗教吗？当然离不开。克洛德（他是小说中教会的代表人物）离得开宗教吗？当然离不开。那么，克洛德是作者关注的重点，还有什么疑问吗？更加值得玩味的是，那刻在石壁上的“命运”二字，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呢？在小说第七卷第四章，我们知道了：是克洛德用一支圆规在密室的墙上刻下了这个大写的希腊文词组（见第237页）。小说是由“命运”而产生，“命运”又是克洛德所刻，作者对克洛德的严重关切之顺理成章，还有什么疑问吗？然而，他却病成这样，作者能不怆然涕下吗？至于无辜的艾丝梅拉达的被绞死，虽然克洛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刀刺弗比斯引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作出这个决定的毕竟是路易十一世国王（见第405页）。一国之君竟然可以草菅人命，而且，“刑事案件的案情清楚准确与否，当时的司法机构并不在意……他们相信弗比斯死了，那就必死无疑。”（见第299页）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呢？这能不让雨果焦虑吗？可以这么说，整部小说始终就是笼罩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阴霾之下，哪里有什么浪漫可言。更可叹的是，天真烂漫情窦初开的艾丝梅拉达，痴情地把一只小山羊训练得会用小木块字母拼出弗比斯的名字（这个细节真感人），至死都以为弗比斯“始终爱她，只爱她一人”，殊不知弗比斯比克洛德更像花花公子，更加不能依靠。年龄只有16岁，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艾丝梅拉达的盲目迷恋实在是难以避免的。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不久前发生在某省牯岭街的惨案：一个45岁的女教师，勾引两个高中生，结果其中一个男生杀死了另一个“情敌”。女教师被开除党籍、公职，当然是咎由自取，不过，事情不应该到此为止。应该有人陪那个女人去看心理医生，医治精神疾患。如今有些大孩子，身体是发育好了，又高又强壮，可是情商却是一塌糊涂，加上“艳照门”之类的诱惑太多，而正面的引导又苍白无力，不杀情敌才怪呢！

综上所述，《巴黎圣母院》确实凝聚着作者的良苦用心，确实值得我们去寻找、揣摩、聆听它的弦外之音，这，就像我们欣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就像我们观摩郎朗和交响乐队演奏《黄河》，要从中领悟我们民族的苦难，民族的斗志，民族的气质，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