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读后感：求与无求，争与无争

《我们仨》读后感：求与无求，争与无争

读杨绛所著《我们仨》，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一种清明的睿智。她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这无求与无争，书中例子俯拾皆是，且大多是以钱锺书拒绝的姿态表现的。

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在牛津求学，当时有一位富翁的弟弟是汉学家，专研老庄哲学，是牛津某学院的驻院研究员。这位富翁劝钱锺书放弃中国区区不足道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被钱锺书拒绝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这件事我想更多层面上是一种金钱上的诱惑，中国有句古话：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坚持经济上的独立，某种程度上就是坚持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1941年，钱锺书向暨南大学求职，当听说要顶替别人时，便一口拒绝了，因为“他绝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而这个别人，钱锺书并不相识，也并不是有其它高薪职位在等着他，所以勇于拒绝，敢于拒绝。事实上，后来是杨绛的父亲将震旦女校两个钟点的课让给了钱锺书，才使他免于失业，所以说，钱钟书的这次拒绝难能可贵。

仍是1941年，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有事来上海，亲来聘请钱锺书回校。“清华既已决定聘请钱锺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钱锺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这件事情显然有着我不了解的内幕，这次拒绝虽然被动，但是骄傲。

抗战胜利后，很赏识钱锺书的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钱锺书立即辞谢了，他认为那是根“胡萝卜”。杨绛写道：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这次拒绝很著名，很多报刊杂志都转载过。可能在某些人看来，这是根太有诱惑力的“胡萝卜”，而钱锺书始终保持着他的学者本色。

1952年，钱锺书调至文学研究所，但却被借调至古典组，选注宋诗。他很委屈，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钱锺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我想，任何一位学者都是把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视若生命的，他的“与人无争”由此可见一斑，低头，有时更是种智慧。

1975年国庆日，当时正担任毛主席诗词翻译工作的钱锺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江青请他们夫妇游园，钱锺书急急称病，杨绛则声称要照顾病人。与此相映照的一件趣事是，1945年，钱锺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只有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杨绛喜出望外，原来是因为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于是他便趁早溜回来了。不事权贵，不慕虚荣，反而使他们有一种出世的智慧。

1982年，钱锺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高兴地对杨绛说“无官一身轻”，同时对出国访问之类，也一概推辞。他的小说《围城》被改编为电视剧后，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此他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要有怎样的彻悟与睿智，才能如此淡泊名利，心如止水？

然而，读《我们仨》时，也能时时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又是有所求、有所争的，那就是对读书、做学问的孜孜以求，对宝贵韶光的争分夺秒。

在牛津读书时，钱锺书和杨绛租住了一间屋，杨绛最大的意见是，“他来一位客人，我就得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勉力做贤妻，还得闻烟臭，心里暗暗叫苦。”再加上伙食不好，于是想方设法搬了家。

在巴黎时，他们租住在咖淑夫人家，原本是搭伙的，可是咖淑夫人家的伙食太丰富，菜一道一道上，一餐午饭可消磨两个小时，于是爱惜时间的他们便自己做饭了。钱锺书在巴黎大学学习时，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只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

49年，杨绛初到清华教书时是兼任教授，即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可是后来，即使可以转为专任教授，她仍坚持做“散工”，因为可以逃避开会，那可以节省下大把的时间呵。

大约50年左右，钱锺书曾遭人诬陷，对此，杨绛写道，“我觉得媒孽者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是的，钱锺书只求做好本职工作，能偷功夫读他的书，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

50年代，“三反”、“洗澡”、“大鸣大放”、“反右”等政治运动层出不穷，钱锺书和杨绛却从未间断过工作，钱锺书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而杨绛则“以勤补拙”，尽量读工作范围以内的书。

文革期间，钱锺书、杨绛双双沦为“牛鬼蛇神”，即使在这样艰难的境地里，读书和工作也从没停顿过，“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76年11月，钱锺书所著、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专著《管锥编》初稿完毕，杨绛则译完沉甸甸、共计八册的《堂吉诃德》，可想而知，文革十年，他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钱锺书学问好到什么程度？爱书如命的他在巴黎大学是这样学习的，“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解放后则先后担任过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英译毛主席诗词小组成员。钱锺书家最安乐温馨的场景是三人各占据一张书桌，各自工作，各不相扰。

求与无求，争与无争，实在耐人寻味，什么时候，我辈人才能如此举重若轻，云淡风轻？杨绛有一首意味深长的译诗：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这让人更加仰慕他们的大师胸襟，学者风范。